收复幽云，一直便是大宋历代君王的夙愿。没有幽云十六州，中原就没有北方屏障，北方异族便可以长驱直入汉人腹地烧杀劫掠。所以当童贯奏报朝廷说已经收复了辽国南京道的消息时，朝廷上下欢欣鼓舞。
欺上瞒下这种事是由来已久，童贯率领的西军虽然在北伐的过程中毫无建树，但远在汴梁的朝廷却并不知道。战报上的内容与实际情况的不同，那都是可以人为操控的，童贯手下的程万里便十分精通此道。
析津府被童贯花费重金从金人的手中赎买，但在程万里的妙笔生花下便成了大宋西军连番血战，终于破城。金人在将析津府交予宋军前已经将城内财物洗劫一空，而为了日后方便南下，临走前更是将城墙破坏了大半，短时间内根本修缮不过来。这样也好，省得西军为了证实战报的真实性而浪费精力去破坏城墙了。
能不能守住析津府并不重要，关键是夺回了析津府，对童贯来说才是最主要的。夺回了析津府，这就是童贯的功劳，是童贯迈向王爵之位最关键的一步。至于析津府的修缮，那是朝廷需要头疼的问题，与童贯何干？
童贯想要的是封王，而西军将士想要的是犒赏，至于其他的问题，并不在童贯以及麾下西军的考虑范围之内。
朝廷并不清楚这些内情，当得知西军收复了辽国南京道以后，歌功颂德之声充斥在了官家赵佶的耳边。好话谁都爱听，所不同的也就是个人分辨的能力，赵佶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同时也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历代君王都没有实现的夙愿终于在自己这一代实现，让赵佶显得有些飘飘然，也就听不进什么逆耳的忠言了。
朝中的有志之士再一次体会到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苦闷。收复南京道的确是桩喜事，但问题是以目前朝廷的能力，能否守住南京道是个问题。宋金结盟的基础是有辽国这个共同的敌人存在，而眼下辽国名存实亡，金国会不会撕毁盟约与宋国为敌，这还是个未知数。守不住南京道，就意味着金国有了南下侵宋的通道，对大宋来说并不是件好事。
很多时候，说真话的人总是令人讨厌的，就跟狂欢时忽然被人泼了一盆凉水一样让人感到扫兴。虽然那些说真话的人句句在理，但若是说得不合正主心意，也就得不到应有的礼遇。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话是至理名言，但同时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的看法，当事人往往就不这么认为了。就比如此时的赵佶，正享受着身边人的歌功颂德，忽然蹦出来几个说反话的，能让人感到愉快才怪。
可南京道的现状并不会因为赵佶的不快而有所改变。经过金人的大肆破坏，如今的南京道虽算是宋国的领土，但实际上却并不具备担当大宋北方屏障的重任。一旦金兵南下，过去宋辽边界的军寨依旧要担任抵御外敌的重任。可问题是那些军寨早在之前辽兵南下时就大多遭到破坏，也不能担当重任。
想要修缮南京道的城池，那就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可这样一来就又暴露了朝廷的软肋。朝廷没钱呐……
作为朝廷赋税重地的江南之地早先经历了方腊之乱，元气尚未恢复，而由于这几年平定内乱，朝廷的国库早就空的老鼠见了都会泪流满面的程度。连军中将士的犒赏都不能及时拿出来，也就更没有余力去恢复南京道的经济民生。
大宋的有钱人不少，但问题是朝廷没办法让那些有钱人心甘情愿的把钱拿出来给朝廷用啊。虽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再家大业大，也架不住败家子孙的挥霍。赵佶本身就是个喜好挥霍无度的主，而大宋这些年也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平年月，平定内乱、伐夏伐辽，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需要大量钱财投入的。现在的大宋朝廷，实际上就是个空架子。
想要缓解财政压力，十当钱、百当钱本来也是个路子。但随着代表安东大都护府的安东通宝涌入，朝廷发行的那些劣币根本就得不到使用者的认可。朝廷想要搜刮民财，那就只能巧立名目，但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民心，激起了百姓的反抗，更容易引发下一次的内乱发生。
为了解决朝廷当前财政的尴尬处境，大宋执掌财政的蔡京可说是绞尽了脑汁，但他所会的也就是那三板斧，招式用老了，收效自然也就微乎其微。而且老蔡最近日子过得很不如意，为了权利二字，他已经跟他儿子反目成仇。
家事不顺，国事不顺，事事皆不顺。老蔡心累了，想要告老，可偏偏赵佶还不让。因为在赵佶的心里，还没有人可以顶替蔡京的位置。而蔡京为了交差，只得向赵佶提出了卖官这个建议。
利益，才是催人做事的动力。没有好处的事，大多数人并不乐意管。荣誉这种口头奖励能糊弄一时，却糊弄不了一世。就跟奖状似的，荣誉归你，好处归我。吃亏上当的事一次就够，只有傻子才会愿意当两回。
千里做官只为财。卖官的确可以为朝廷筹集到一笔财物，但后果却也十分严重。大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并不会愿意拿钱买官，所以会选择买官的人并不具备做官的资格，其做官的目的也不是为民请命。
花了钱，那就必须要回本。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钱从哪里来？还不是要从百姓的身上盘剥，羊毛出在羊身上。
朝廷通过卖官的确可以缓解财政上的压力，但这也会造成恶性的循环，导致民心不稳，将原本站在大宋这边的百姓推到安东大都护府那边。
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无可厚非的。安东大都护府汉人当政，而且在安东大都护府治下生活确实要比在大宋治下生活所承受的压力要小得多。至少安东大都护府没有那么许多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
大宋的文人深受“皇恩浩荡”，自是不遗余力的鼓吹大宋的正统地位，可百姓却是很注重实际的。正统再重要，也没有自家的肚皮重要。人心的向背，自然也就向着安东大都护府这面有所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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