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旧事，源于很多年前的墨子。
当时鲁阳公准备攻打郑国，于是问了问正在游历的墨子的意见，也就是那一次公造冶和鲁阳公比戈战而胜之扬名天下的那一次。
当时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这番话只是义，而当时墨家众多善于守城的弟子云集郑国附近，那是利弊，最终导致了那一次鲁阳公攻郑的计划流产。
之所以四五年前泗上舆论转向之后曲解这段话的缘故，那是因为由“非攻”转为了“一天下则无攻为大利”。
墨子和鲁阳公的那番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鲁阳公说郑国有罪，我准备干涉郑国。墨子说这就像是别人家的儿子不好好学习，他爹拿着棍子打，你也拿着个棍子给那孩子一顿打，说我这是顺从他爹的意思，这不扯淡吗？
换而言之，如果墨家的思想不修正，在四年前菏泽会盟的时候，很可能搞出一个菏泽版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各国不论大小平等，各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
墨子的话放到后世几千年后的地球上，其实道理还在讲：我家里有事，用不着别人家管。
问题就在于当泗上强盛之后，适就开始修正墨家的思想，因为泗上墨家现在做的事，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不争气，自己拿着棍子上去动手打，然后还大谈这是天志，这是天下普遍适用的真理。
穷则不干涉内政，达则顺从天志以诛不义。
这时候再提这个故事，就难免需要另寻解释。
这时候郑国的君臣在公开场合和墨家使者谈及这句话，其实在墨家使者听来是有些尴尬的……
譬如缯、薛、费等小国，墨家不但“顺于天之志”，还直接改变了各小国的制度。
墨家内部斗争已经结束，适的修正派已经占据上风，对于墨子的理论都有了修正后的解释，就像是非攻一样，非攻只能治标不治本，天下定于一就无攻了，无攻才是解决非攻的最可靠方式……
当然关于这番对话，墨家内部也有自己的解释。
郑国知道墨家这时候来郑国的意思，很显然是想要借助郑国转移一下韩国的注意力。
墨家也知道这时候来郑国，郑国君臣很容易想到墨家的用意。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郑国想要自己被利用，而墨家正好可以利用。
郑国是否有罪，不在于郑，而在于韩。
当年郑国也没有亲近墨家，可一样被魏韩瓜分掉了国土，经历了短短二十年国土丢失一半的惨境，郑国君臣也早已想清楚了。
只是这番当年止楚攻郑的言辞，这时候说出来其实墨家的使者是略微有些尴尬的。
墨家使者略微尴尬之后，忙道：“其时，鲁阳文君也不过是为了私利，并不能够真正地顺从民为神主、解民三患的天志。是故郑被姬郑所治、与被楚芈治理，并无区别，故而他为私利而战便是不义，是以子墨子止之。”
墨家内部的修正解释，就是严格区分郑人、郑公族的区别，以此为自己将来定天下于一有在内部的逻辑合理解释。
郑国君臣倒是不在乎这些，他们提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引发这一次关于泗上援郑的议题，听墨家使者这么一说，一名子阳余党便道：“数十载过去，天下依旧，大国之君多为私利而行不义，能够如泗上那般真正为义而战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如今韩国一心想要吞并宋国，都是出于韩宗私利。郑国虽小，却也参与过昔年菏泽之盟，也在诸夏战争法上签署了本国之名。”
“郑国君臣自知不能够知晓天志，也不能够解民三患，可韩国入郑，也不能够解民倒悬，反倒是让民众多受战乱之苦。”
“韩有阳翟、负黍，屯兵于颍水，距离郑都不过百里，若韩有意，数日可至，郑国民众皆恨韩，还请墨家看在百姓战乱之苦，给出保郑之法。”
郑国现在真的就处在危机之中，不是说如果这时候不参与宋国事、和墨家刻意保持距离韩国就会放弃吞并郑国的野心的。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如果魏韩联合干涉宋国，魏国必然会再次用郑国的土地酬谢韩国，因为此时的魏国已经不是当年文侯时候的魏国了，北失中山，西河有险，赵人翻脸，楚夺榆关，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时候。
郑国君臣想的清楚，之前二十年的经验也确切地告诉他们是否有罪小国是无法申诉的。
本来郑国对于四年前的菏泽会盟充满了期待，希望那一次会盟墨家会继续秉持非攻之志，以新的国际法代替已经崩坏的周礼体系国际法，以泗上的军力维系各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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