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知道墨家抓人不会编造理由，再说她这样的人物真要是抓她也不必如此，城尉那边就可以给办了，哪里用宣义部出面。
琢磨了一下这几年自己的确是没犯什么错，便跟着去了。
去了后才发现不只是她，一起请来的还有六七个，都是以前的同行，见面后都是互相望了一眼，眼神里满满是“你也来了”的奇怪情绪。幸灾乐祸、紧张不安、同舟共济，可谓皆有之。
说是吃酒，还真是吃酒，桌上摆着一些肉、酒、枣子、柿子饼、花生之类的东西，宣义部的人一出面，这几个媒婆纷纷起身行礼。
略微说了几句，这些媒婆才算是放下心来。
原来却是这么回事：
按照婚礼的习俗，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婚礼规格。礼乐崩坏，导致了许多商人开始僭越，这也导致了民间的侈靡之风、攀比之风，使得结婚婚礼花费极多。
凡有对比，就有伤害。墨家既讲平等，少不得就要在一些事上出面干涉，使得这种平等至少要做到表面的平等，表面的平等是打破民间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的第一步，表面的平等才可以更为顺利的传播平等的概念。
诸夏的婚礼，是没有音乐的，不准用丝竹、鼓乐之类。
儒家的解释是嫁女儿那是女儿离家，很悲伤的一件事，这其中可以看出亲情之德，所以因为这种悲伤，才不用鼓乐。
墨家的解释是娶字一开始并不是娶，而是抢，所以那时候的习惯流传下来，不会用鼓乐。
双方可为都是画了个靶子往上靠，一边用德来靠、一边是历史物质来靠，怎么解释针对这一件事和此时此刻已有的传统，这肯定是都对，但整个道义的分歧牵扯到别的事，那就可真是不可调和了。
丝竹鼓乐不用，这一点分不出区别，谁再也有钱也不可能请一堆乐手在婚礼上吹拉弹唱，于此时那不是风光，那是丢人。
但是，除了这一点可以做到贵贱穷富一致之外，剩下的就都出现了区别。
比如结婚那天晚上去接亲，富裕一点的、身份高贵的，肯定是要有一辆马车。
再有钱一点、再高贵一点的，马车还得是专门的婚车。
更有钱一点、更高贵一点的，马车要涂成黑色的，马车的前面要跟着四个人，两个人捧着蜡烛在前，两个人给蜡烛挡风。
当然，车越多越好，人越多越好，这就弄出了差距，也使得攀比之风日盛，尤其是高柳这几年发展的不错都有了些钱财之后更是如此。
女方那边也一样，女方那边必须也得出车跟着。
这车当年不能回家，要在男方那里待够三个月，才能够完成“返马”之礼。
之所以是三个月，就是因为怕女人婚前怀了别人的孩子，那时候又没有验孕棒，所以三个月之后才算是真正完婚。
要是三个月之内发觉了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不是自己的，正好，女方的车在男方这边，女的直接坐车回去。
除此之外，还有婚嫁时候的衣服、用具、物品等等，都到处彰显着差距和差别。
马上就要又迁来一些人，为了让新迁来的这些人不至于产生一种身份上的差距，以及其余的一些原因，高柳这边的宣义部决定弄个“官媒”。
制定一个规范的、坚守规矩、尊重传统、表面平等、不至侈靡的婚礼流程。
要做到谁家结婚，表面上看都差不多。
要做到流程压缩，取缔一些不好的习俗。
要做到适当的喜庆场面，但又不至于为了婚礼花费太多。
要做到民众认可感觉和之前没什么改变，但又在不知不觉中改掉一些理性推论下的不合时代和道义的习俗。
所以便找来这些熟悉此道的媒婆，墨家出钱，搞一部分专门的婚礼用的马车、搞一些专门的从业人员、搞出官媒媒氏由此撮合牵线尽量早婚早育。
各种结婚的流程，统统通过官媒解决，下多少聘给多少嫁妆，你们闭上门说谁也看不到；婚礼的过程是公开的谁都看得到，那就做到基本一样大家都好看。
顺带着，如果婚期固定下来后，这些媒婆要给即将出嫁的新娘进行婚前的性的教育。
也就算是墨家出面，筹备了一个集婚庆、教育、典礼、牵线搭桥为一体的“公司”。
有些事，在泗上官方可以全部办了，力量充足，比如性的教育在学堂就完成了。有些事，在高柳就不得不调动民间的力量，官私合作，力求表面公平暗地移风易俗。
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也是“同义”的一部分。
一样的神话、一样的文字、一样的婚礼习俗、一样的道义、一样的法、一样的对世界的解释……唯有如此，才能把秦楚燕韩赵魏齐捏成一样的天下。
…………
PS：战国时期，伏羲女娲的神话就已经在楚国成型，神话本身也是诸夏认同感的一部分。殷商的神权性质很重，上帝这个概念早就存在，但是周公和姜子牙很巧妙地保留了上帝、修正了上帝的概念，使得上帝不再单单是殷商的祖先，而变为整个诸夏的始祖先人，从而获得了神权的合法性。后来传教士西来，也算是很巧妙地借用了上帝之名，虽然蛋疼可恶，但就手段而言确实高明。除了类似于咖啡这样的音译词，意译词是本身早已存在但却被忽视，后来又渐渐仿佛成了舶来词，也算是文明衰落过四百年的一个悲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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