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均缴纳的四十小石，约是一千二百斤，大约是十五税一，在沛县的确算得上是善政而非苛政了。
不过放在别国，这一县能收入如此多的粮食入库而且竟没有大规模逃亡，那真可算作奇谈了。
饶是如此，这些农业收入相对于墨家各个作坊的利润收入，依旧只是小头。
铁器、烈酒、原始瓷等，严禁私营，每年在宋地周边沿河换回的粮食远远高于沛县的农业税收。
这样让沛地的物价出现了极为诡异的情形。
以户入三万斤粮，放在别处，那也是年入万钱的富户，但是在沛县……绝大多数人根本没见过铜钱，更算不得什么富户。
农业革命是手工业革命的基础，沛县的农业变革已经完成，不算铁器的超额利润，慢慢会逐渐达成一个劳动量平均值的兑换比。
可是楚越等地的铜矿，并没有达成沛县的农业平均生产量，每年沛县的粮食名义上可以换的铜极为可怖……每年沛县的农业税按照楚国的铜粮价格比能换二百万铜，随着楚国农业逐渐变革，这个兑换比会慢慢降下去，但现在沛县每年利用铁器、烈酒、原始瓷器等手工业增值品，依旧可以换取数额巨大的铜。
沛县粮食产量增加之后，畜牧业、养殖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牛马，另一方面牛马猪粪也能够肥田增加粮食产量。
墨家在沛县实行的高积累的、铁器超额利润专营和分期赎买牛马政策，让沛县大多数的农户每年并没有太过享受。
农夫的日子自然比以前过得好，但是相较于外面那些“年入万钱”之家，却又差得远。
好在吃饱、每年能吃几顿肉、有植物油补充脂肪等，倒无问题。
而墨家的府库、沛县政之府的府库，堆砌的钱财粮食，则数额惊人。
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时间点。
从商丘政变在沛县开始大规模变革到现在已经六七年。
超额利润的铁器、从北方运来的牛马，采用分期赎买的政策交由农民，到今年为止大部分农夫即将彻底偿还完这些需要分期赎买的农业必需品。
换而言之，六七年时间农业变革的所有红利，基本都集中在了墨家手中，农夫手中留存的不多。雄厚的物质基础是这一次墨家很多人敢于以区区两县之力对抗越国的根本。
另一方面，大量的农夫即将迎来他们的好日子：分期赎买的东西归了自己，每年十五税一的税额缴纳完之后，余粮大大增加，需要更多的手工业商品充实这些购买力，而墨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还是太少，所以对越一战迫在眉睫。
另外这时候正是民心最盛的时候，改革后的一切成果近在眼前，也熬过了前期的搞积累期，这时候可以全力动员，人心振奋。
再加上最重要的外部环境，晋楚大战在即，齐国内乱将息的时机，一旦错过墨家就难再有这么好的机遇了。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直接作为争辩的切实理由的。
…………
在半公开的同义会前几天结束后，所有与会者进行了一次闭门讨论，一如许多年前那样，这一次足足争论了九月中旬。
准备充足的适，获取了多半以上的支持，一百零七人中有八十多人支持适的想法，反对全力促进中原弭兵，而是把心思暂时放在中原之外的边角上。
实际上对魏越想法的批判，不过三天。
三天之后更多的是适在反对“一战解决越国问题，一旦获胜乘胜置县”的激进想法。
墨家上下已经开始普遍对王公贵族不信任，有些也对于墨家的实力过于乐观，适则坚持闷声发展，在没有足够的墨者之前不要搞这么大的动作，否则根本无法管辖。
并且列举了一下沛县彭城的例子，表示现在时机不对，如果这时候攻占了越地，一则诸侯恐慌，二则也实在没有那么多的墨者去管辖充实。
最终，适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暂时达成了一致。
即以这一战为契机，在泗水流域形成一个以墨家为主导的，由滕、缯、倪、薛、费、郯、邳七小国组成的“非攻同盟”。
墨家主导缯、郯复国，主导其余小国的政治，彻底将越国挤出泗水流域，在彭城会盟小国诸侯，形成一个名义上只为自保的盟约组织。实则是在现有的规矩之下，最大限度的扩张墨家的实力。
为此达成这一计划，墨家控制的沛县、彭城、滕国等，要做好一场长达一年的长久作战准备。
叫停正在进行的水利工程，整个控制区全面转入战时准备。
所有服役完三年归家的义师，全部归队重组一支人数在两万五千人左右的野战部队，以及一定量的随军农夫做后勤。
这支野战部队，需要沛县组织一万三千人，彭城组织八千人，滕国两千五百人人，墨家控制的半个留邑两千人，专属于墨家的部队也要出动一千五百人。
宣义部要进行全面动员，口号就是：“保卫已有的乐土，一战换来好战之越不敢觊觎，泗水诸侯非攻止战结为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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