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亭中,仲逸才落座,便要回答朱载垕一连串的三个问题。
“西北多旱少雨,今年开春尤甚,上个月,下过一场春雨,但雨水太少,只能润湿地面薄薄一层。下官返京时,当地耕农大多还未播种”。
仲逸据实禀奏:“若百姓们不种地,几乎再无其他收成。如种茶、养蚕制丝,气候所致、水土不服;瓷器、木制品、酿酒,这些又不成规模”。
不用说,朱载垕问的庄稼收成如何?当地百姓生活如何?皆是否定答复。
“至于民风,西北人性情豪爽,做事实诚,能吃苦耐劳,也愿帮助亲朋四邻”。
仲逸继续道:“只是如此辛劳一年,日子却依旧过的疾苦,下官深有感触”。
仲逸刻意没有提到大煤矿与税赋两项,不过二位钦差到京后,朱载垕必知晓此事,而他所问的三个问题当中,也似乎并未涉及这两项。
至少,没有明确指出。
大煤矿不靠天吃饭,无论干旱多雨,谈不上收成,因大煤矿而改变生活的,只有三边镇,以及该县的百姓,其他临县甚少。
大煤矿,还波及不到整个榆林府,甚至西北。
三边镇附近的民情,不是整个榆林府,也不是整个西北的民情。
如今,大煤矿之事已闹到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当地衙门不敢轻易行事,苦力各自逃散后,也再无人敢抓回去。
毫无疑问,三边镇那些做买卖的人,会渐渐离去,没有苦力与打手维持生意,自然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大煤矿暂时得以控制:至少没有人再抓苦力,更没有人拿皮鞭抽打他们,这些人回到各自住地后,还可以耕种田地。
至于查出背后的官吏,那是朝廷的决断,与百姓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已可以正常生活。
这仅仅是大煤矿,而整个榆林府,甚至陕西布政司,百姓疾苦的症结,并未解决。
这么大的一件事,从长计议只是暂时的。无论如何部署,先要得到朝中更多人的支持,才是真的。
不用说,获取朱载垕的支持,更是重中之重。
话题既已抛出,就看他怎么接了。
咳咳,大概是干活累了,朱载垕身子向后靠住,举起茶盖,轻轻压着浮起的茶叶。
这副神态,才是真正的‘品茶’。
这个茶不难品:对仲逸而言,王爷就是王爷,皇帝就是皇帝,即便是储君,也无法真正代表朝廷。
朱载垕不是朱厚熜,有些事儿,还是不能向他禀报。
而在朱载垕看来:仲逸这位翰林院的侍读,是在高拱走后才来的王府,而关于这位仲大人,朝中早有传言:他是父皇的人。
对仲逸的身世,朱载垕也曾派人查过,但结果却没有多少发现:祖籍山东济南府,当年发了一场大水,当地很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仲逸的父母也无从查起。
后来,在蠡县县衙,仲逸做了知县樊文予的幕友,再后来到了京城,捐纳入国子监,取得国子监监生身份,科举高中,最后进了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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