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率先反对，“羌人亦人也，也有骨肉亲爱之情，奈何将其长流岭南，配给作坊为苦役，于情于理不合，请陛下熟思。”
皇帝却说：“邺侯所说的道理朕岂不知，党羌、突厥、杂胡哪个不是朕之赤子百姓？然自来在华夏清化外多年，形同禽兽，又屡次忤逆皇唐华夏，赤子早已变为逆子，使朕心伤，对待逆子的话，我唐律法是如何规定来者？”
还没等李泌等大臣反应过来，杜佑就进言说：“陛下爱党羌如子，然则党羌却怙恶不悛，不事亲不尊亲不爱亲，故而方有右御营军使、都统长史高岳出征庆州，便是代替陛下施以惩戒......”
“该有惩戒严刑，然则也该施以教化，不该没为官奴。”贾耽反驳杜佑说。
“臣闻，‘其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由此话反而观之，党羌可谓不孝不忠，是为大逆不道。臣又闻，‘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由此观之，单单是将羌人配于煞割务，已是陛下莫大之宽洪了，实在找不到比这更加轻微的罪罚。”杜佑的驳斥如连珠炮般。
这时太常卿鲍防加入“战团”，对杜佑说，不管多大的罪行，诛杀的也是元凶，党羌普通部民，不过是为一些酋帅裹挟而已，不该悉数没为官奴。
杜佑当即吐沫横飞，将鲍防驳倒：“党羌每蕃内部，以大人为首，一旦血仇酬赛，妇孺莫不上阵厮杀，叛逆也是同样的道理，君饱读诗书，岂不知春秋公羊传里曾云‘君亲无将，将则必诛’？既为连族反逆，哪里有不连坐的道理？”
鲍防立刻哑口无言，所谓“君亲无将，将则必诛”的意思就是，对待君王或祖父母、父母这样的“至亲”，连起谋害的心思都不能有，一旦产生小小的萌芽，也要加以诛灭，“其心可诛”说的就是如此。
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东山党项作乱的蕃落，内里的老少妇孺，就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想法？现在看来，皇帝事前下诏，说什么平叛时对党项妇孺不得辄有杀伤，全是虚伪之语，如果还有什么真的意思包含在内的话，那便是“别乱杀朕的官奴”。
这也许是首次，李泌对皇帝处于下风，他捧着象笏，真真切切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心力交瘁，对正值壮年并且刚愎自用的皇帝，实在找不到任何反抗的理由。
这位信道的山中宰相，觉得时代的洪流河路，已悄然发生偏差，并且还不是他个人的能力可以逆转过来的。
而窦参则很明智地退避三舍，避开他认为完全无谓的争论。
当即皇帝就拍板，他下诏要求将这次俘虏的所有东山党项男女，统统配于作坊，其中一万配给广州府的“煞割务”，当然杜佑要交钱给朝廷，每名充作糖霜户的羌奴须纳一段水练（白色绢布，价钱两贯，其实更多的是开个口子，为朝廷公开卖奴背书），又有一万配给凤翔府“植棉务”，五千配给皇家少府监，剩下的则集中在宁州彭原公开售卖，所得资物，统统分赐给出征的将士——皇帝的话是一言九鼎、绝无戏言的，他当即就手书，委任大盈琼林内库使霍忠唐为“宁州军市令”，即刻赶赴彭原勾当此事。
等到霍忠唐到了彭原仓城处时，却发现庞大的“军市”已立起来，河东、畿内、凤翔、兴元乃至回纥的商贾、牙人们都已云集，要进行特殊商品——羌奴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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