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断悟出这话的深意。琳,你真的太聪明了,早在几年前,你就嗅出了知识界的政治风向,做出了一些超前的举动,比如你在教学中,把大部分物理定律和参数都改了名字,欧姆定律改叫电阻定律,麦克斯韦方程改名成电磁方程,普朗克常数叫成了量子常数……你对学生们解释说:所有的科学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过是窃取了这些智慧。但即使这样,你仍然没有被“革命主流”所接纳,看看现在的你,衣袖上没有“革命教职员工”都戴着的红袖章;你两手空空地上来,连一本语录都没资格拿……谁让你出生在旧中国那样一个显赫的家庭,你父母又都是那么著名的学者。
说起爱因斯坦,你比我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交代。1922年冬天,爱因斯坦到上海访问,你父亲因德语很好被安排为接待陪同者之一。你多次告诉我,父亲是在爱因斯坦的亲自教诲下走上物理学之路的,而你选择物理专业又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所以爱翁也可以看作你的间接导师,你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后来我知道,父亲对你讲了善意的谎言,他与爱因斯坦只有过一次短得不能再短的交流。
那是1922年11月13日上午,他陪爱因斯坦到南京路散步,同行的好像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冰等人,经过一个路基维修点,爱因斯坦在一名砸石子的小工身旁停下,默默看着这个在寒风中衣衫破烂、手脸污黑的男孩子,问你父亲:他一天挣多少钱?问过小工后,你父亲回答:五分。这就是他与改变世界的科学大师唯一的一次交流,没有物理学,没有相对论,只有冰冷的现实。据你父亲说,爱因斯坦听到他的回答后又默默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看着小工麻木的劳作,手里的烟斗都灭了也没有吸一口。你父亲在回忆这件事后,对我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低下头!”一名男红卫兵大声命令。这也许是自己的学生对老师一丝残存的同情,被批斗者都要低头,但叶哲泰要这样,那顶沉重的铁高帽就会掉下去,以后只要他一直低着头,就没有理由再给他戴上。但叶哲泰仍昂着头,用瘦弱的脖颈支撑着那束沉重的钢铁。
“低头!你个反动顽固分子!!”旁边一名女红卫兵解下腰间的皮带朝叶哲泰挥去,黄铜带扣正打在他脑门上,在那里精确地留下了带扣的形状,但很快又被淤血模糊成黑紫的一团。他摇晃了一下,又站稳了。
一名男红卫兵质问叶哲泰:“在量子力学的教学中,你也散布过大量的反动言论!”说完对绍琳点点头,示意她继续。
绍琳迫不及待地要继续下去了,她必须不停顿地说下去,以维持自己那摇摇欲坠的精神免于彻底垮掉。“叶哲泰,这一点你是无法抵赖的!你多次向学生散布反动的哥本哈根解释!”
“这毕竟是目前公认的最符合实验结果的解释。”叶哲泰说,在受到如此重击后,他的口气还如此从容,这让绍琳很吃惊,也很恐惧。
“这个解释认为,是外部的观察导致了量子波函数的坍缩,这是反动唯心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一种最猖狂的表现!”
“是哲学指引实验还是实验指引哲学?”叶哲泰问道,他这突然的反击令批判者们一时不知所措。
“当然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科学实验!”一名男红卫兵说。
“这等于说正确的哲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反对实践出真知,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界的认知原则的。”
绍琳和两名大学红卫兵无言以对,与中学和社会上的红卫兵不同,他们不可能一点儿道理也不讲。但来自附中的四位小将自有她们“无坚不摧”的革命方式,刚才动手的那个女孩儿又狠抽了叶哲泰一皮带,另外三个女孩子也都分别抡起皮带抽了一下,当同伴革命时,她们必须表现得更革命,至少要同样革命。两名男红卫兵没有过问,他们要是现在管这事,也有不革命的嫌疑。
“你还在教学中散布宇宙大爆炸理论,这是所有科学理论中最反动的一个!”一名男红卫兵试图转移话题。
“也许以后这个理论会被推翻,但本世纪的两大宇宙学发现:哈勃红移和3K宇宙背景辐射,使大爆炸学说成为目前为止最可信的宇宙起源理论。”
“胡说!”绍琳大叫起来,又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宇宙大爆炸,自然不忘深刻地剖析其反动本质。但这理论的超级新奇吸引了四个小女孩儿中最聪明的那一个,她不由自主地问道:
“连时间都是从那个奇点开始的!?那奇点以前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叶哲泰说,像回答任何一个小女孩儿的问题那样,他转头慈祥地看着她,铁高帽和已受的重伤,使他这动作很艰难。
“什么……都没有?!反动!反动透顶!!”那女孩儿惊恐万状地大叫起来,她不知所措地转向绍琳寻求帮助,立刻得到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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