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盾，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穗的镳旗，绿鲨皮鞘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
——老舍《断魂枪》
紫禁城最后一位主人，爱新觉罗·溥仪去世那日，红色宫墙外已天翻地覆，红海洋席卷“全共斗”的东京、“五月风暴”的巴黎。
民国李煜瀛所题“故宫博物院”匾额换成不伦不类的“血泪宫”，午门对联“砸烂旧世界帝王将相脚下踩，创造新天下七亿神州尽舜尧”，横批“造反有理”。供奉清朝列祖列宗画像牌位的奉先殿，被北京艺术学院的红卫兵改造成罪恶的四川大邑《收租院》泥塑展。
有人建议在太和殿广场造两座大标语牌，务必超过三十八米高的大殿，碾压“王气”；皇帝宝座要加封条，塑一尊农民持枪雕像……
形势逼人，周总理下令故宫关闭，侥幸逃过一劫。
两年后，故宫博物院里无论“造反派”“保皇派”，一律下放湖北省咸宁县“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故宫考古研究员王洛生，辞别妻子儿女，坐了两昼夜闷罐火车，开始牛棚生涯。
每天的学习就是种田、挑粪、放牛、打井，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王洛生三十多岁，田野考古出身，爱打篮球，身高体健，不像文弱书生。才两个月，他已后背佝偻，早生华发。
这天半夜，王洛生被从床铺上拎出来开会。改造成牛棚的土地庙中，坐着十来个老头，有书画研究大师、商周青铜器学者、顶尖的瓷器专家，每一位都声名显赫。
所谓思想总结会，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好在都是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虽说文人相轻，但谁也不会在这种场合彼此开炮，便只能自我批评了。有人说，这辈子最晦气的事儿，是在1956年刨了万历皇帝的定陵……
破庙房梁上，有只大老鼠哧溜一下蹿过。牛棚安静了，仿佛被某种东西牢牢捆绑，在所有人双手双脚与嘴巴上打上死结。接近冰点的子夜，纸糊的窗外，稀稀落落地下起了小雪。臭烘烘的粪味，暂时抵挡住了钻入骨髓的寒冷。
唯独缩在角落的一个老头，闭目养神，不为所动。此人既非学者，也非专家，王洛生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大家只管他叫“老木匠”。
轮到王洛生交代思想，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组长同志，我爷爷是北大教授王家维。九一八事变那年，我父亲在洛阳挖掘东汉古墓，我母亲在考古现场生下我，取名王洛生。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兴之所至，他一连说了三个掘墓故事，全都发生在陕西的唐朝大墓……
“乾陵——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中国绝无仅有的两位皇帝的合葬墓。唐末动乱，耀州节度使温韬，把关中十八唐陵挖了个遍，就是没打开乾陵。古书说‘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郭沫若同志认为，若能打开乾陵，价值百倍于万历皇帝的定陵。《垂拱集》百卷、《金轮集》十卷、武则天真人像、上官宛儿手迹必能重见天日。郭老曾赋诗‘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黄巢沟在陵无恙，述德纪残世不传。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记性倒是好得惊人！”检查组长吐了口唾沫。
“郭老要挖开乾陵，是想触摸中国历史的大秘密，为女皇武则天翻案。1960年，乾陵发掘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计划。但定陵挖出了那么多幺蛾子，周总理批示：此事留作后人来完成。话虽如此，乾陵发掘委员会还是从各地借调精兵强将，比如我。乾陵周边埋着两位太子，三个王、四个公主、八个大臣陪葬。考虑到我挖墓有经验，挖掘委员会让我带头挖了隔壁的永泰公主墓。”
牛棚里的唐史专家插话了：“这个永泰公主，名叫李仙蕙，武则天的孙女，唐中宗李显第七女，韦皇后所出。她嫁给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而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亲侄子，这门婚事是亲上加亲。十七岁新婚不久，武延基得罪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新唐书》说这小两口子被下令缢杀。老不要脸的婊子，为面首杀了自己的亲孙女与亲侄孙。”
检查组长听得一愣一愣，如亲眼目睹深宫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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