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新社会，通过建国后的婚俗改革，同时又经过了许多年的艰苦岁月。
在京城人的婚姻中，大多数人家，已经绝不再讲究什么彩礼和嫁妆，耻于谈经济条件了。
谁家要想送什么见面礼，全凭自觉自愿，哪怕是一根钢笔，一块衣料，对方也绝对不能挑肥拣瘦。
像现今所传言，七十年代曾流行的“三十六条腿”和“三转一响”的说法确实是有，但大多数情况，那只是一种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完美设想和追求。这些东西几乎都要靠新人自己在婚后添置。
因为一是没有几个家庭能办到的，要也白要。另外这个时代人们重名誉多过于物质。都怕落个“卖闺女”或是“财迷”的名声。
而像婚前“过帖”、“合婚”、“定礼”、“送嫁妆”这一系列的繁文缛节，更是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终简化过的新婚俗，除了两个年轻人结识或许还有靠介绍人“相亲”这一环，还有男女方互相带礼品登门让对方的父母“相看”的步骤，基本也就是两家亲家再彼此见见面，吃一顿“许亲饭”了。
而洪家眼下这种情况，属于把“相看”和“许亲饭”二者合一。但正是因此，这一顿饭也就格外重要。
那不但是两家人初步接触的第一步，也是这门姻亲确定下来的庆祝之宴。
确定无疑的是，从这一顿饭里可以看出许多内容，像双方的诚意、礼数、生活水平，乃至双方素养、口味和生活习惯。都会直接影响到彼此的观感和认可度。
说句不好听的，这顿饭要是出了问题，不但会给双方儿女的姻缘蒙上一层阴影，让双方父母长期心存芥蒂。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哪怕已经说好了的亲事，都能黄了。
这话可一点也不夸张。
当今社会，不就有女孩去男友家做客，见到装在盆儿里的饭菜魂飞魄散，吓得马上要分手的例子吗？
也有准女婿受不了准岳母，一边嘬着筷子一边给自己夹菜的盛情款待，因而退避三尺的情况发生。
同样还有因某一方父亲酗酒凶饮，或是某一方家长对菜肴大加褒贬或难以下咽，导致不欢而散之事。
反正是各种五花八门的情况都有，考验彼此忍耐度的样本举不胜举。
不过反过来说，要是这一顿饭真能吃得舒心、温暖，让彼此感到合拍一致，甚至生出“我们原本就该是一家人”的感受。那对促进双方感情，也真比送什么珍珠玛瑙，说什么好听的话都强。
一旦有了这种良好的开端和基础。今后哪怕儿女之间发生矛盾，双方父母也容易理解对方的立场，进而主动开解自己的孩子。这对婚姻本身当然是一种极大的益处和保障。
所以说，王蕴琳在这顿饭的内容和形式上，可确实是用心了。
原本要讲排场，图省事，她大可以把这顿饭安排到大饭庄子里去吃的。今日的洪家不是花不起这个钱。
可考虑到当下庄馆里嘈杂、喧嚣、烟雾缭绕、酒气冲天，再加上“宝姨”和“糖心儿”又都是女性，显然这种安排只会让她们别扭、不自在，甚至倒胃口。
那么要是家里吃呢？
“宝姨”是沪海人，本身又是顶级的面点师傅。王蕴琳担心的是京城家宴的口味，对方适应不了。
况且真要弄一大桌子菜，烹炒煎炸，又炖又煮的，那得忙乎到多暂去？也就没什么时间说话了。
就这样，思来想去，她最终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吃“春饼”。
说起京城饮食，哪怕是今天，外地的朋友们也多数停留在“烤鸭”、“涮羊肉”和一些知名京城小吃的简单认识上。
要论家宴呢？恐怕除了“打卤面”、“炸酱面”，就更说不出什么来了。
但实际上京城的特色饮食很多。而且由于受到了满蒙藏回苗这些少数民族的影响，不但口味多种多样，在用餐形式上也很有意思。
说起来一点不吹牛，往往既可以做到丰俭由人，也可以自由调配口味，比当今西方传来的自助餐还具备先进性呢。
这一点，最典型例子就是“得胜包”和“春饼”。
外传里提过，洪衍武和陈力泉当年的拜师宴，王蕴琳用来款待“玉爷”的就是“得胜包”。
这种旗族的风味食品满语叫做“乏克”，写出来有点像骂人的话。
由于其有以菜当碗的特点，需用苏子叶或白菜叶卷上什锦内容的米饭来吃，享用这种时令食品的时间便只能在七月初五之后。
没吃过的人，只要看看当今获得许多白领青睐的“韩国生菜包饭”就大致明白了，那其实就是“号称一切文明出韩国”的棒子们，一种极其低劣的模仿。
有意思的是，和“得胜包”的吃法有共通之处的“春饼”，恰恰在时令上与之相对，却是在“立春”与夏季之间，占据百姓餐桌的。
因为从实际意义上来讲，“春饼”就是用烙得薄如宣纸的面饼，卷上早春特产的时蔬炒菜来吃，名曰“咬春”。
这真是一个相当生动的字眼啊。在京城人看来，春天竟然也可以用牙齿咬到的。
提到这种习俗，那应当是从唐朝就有的。《唐四时宝镜》记载道，“立春日，食芦菔、春饼、生菜，号春盘”。
元初契丹人耶律楚材也有一首诗详细地描述了吃春饼的感受。
“昨朝春日偶然忘，试作春盘我一尝。木案初开银线乱，砂瓶煮熟藕丝长。匀和豌豆搡葱白，细剪萎蒿点韭黄。也与何曾同是饱，区区何必待膏粱。”
由此可知，这种食品源远流长。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吃它的讲究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致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说起来京城人卷“春饼”，除必须的酱料、葱丝以外，最要紧的就是看重生熟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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