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官场之中，一向都有人将官员分为清流和浊流两类，而这种分类的依据可不是官员是贪官还是清官，而是其出身。只有科举里考中二甲以上的官员，才会被视作清流，至于三甲同进士以及以举人身份入仕的则被称作浊流。
另外，在某些人的眼里，务虚的官员，比如科道言官，或是礼部的一些官员，是为清流。而那些干实事，或是在地方担任亲民官的，也算半个浊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明朝廷里总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清流官高贵过浊流官，他们的升迁也比浊流的要迅速和容易上许多。
而若问哪些清流官是最贵重的，那就非翰林院的人莫属了。
当一个人科举成绩拔群，在会试和殿试中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二甲以上的身份后，他就有考庶吉士的资格。而一旦考中了庶吉士，那就将被朝廷视作真正的人才，将会花大力气栽培，放到内阁行走，或是在翰林院中编纂史书与读书。
而一般来说，但凡是中了庶吉士的官员，都有可能成为大明最高权力机构——内阁的一名成员，所以这也被人称作储相，也就是预备丞相。只此一点，就可看出翰林院在朝廷里有多么显贵的地位了，这甚至都比后世的中央党-校的地位更尊贵些。
至于翰林院里的那些官员，则根据年资以及考中科举时的成绩分为修撰、编修、检讨等等官职，而他们的具体事务，就是读书修史，以及学习，外加一点对朝政之事的评论。因为他们的身份实在是太清贵了，所以那些真正需要埋头苦干的事情反而轮不到他们来做，如此也就不可能犯什么错误了。
但也正因如此，这些翰林院中的官员在朝中的地位也不甚高，除了名声之外，似乎什么好处也没有。这里的人，最高也不过是六品，那也得在熬上几年之后才能升到的，而这时候，与他们同榜考中的官员早已有所作为了。当然，这就叫厚积薄发了，待他们养望养得够了，便可迅速在朝廷里担任要职，并在十几二十年间进入中枢要紧衙门为主官，甚至入内阁，或是作为天子与太子之类的讲官。
但至少在前面几年里，这些翰林院里的翰林的日子还是比较清苦而低调的。那两个被胡戈提到的吴中行和赵用贤就是这么不显眼，无权无势的官员。
对此，夏凯是很不理解的，不明白大人为什么会在如此大事上提到这么两个从未听说过姓名，也不可能对朝事有任何影响力的翰林院小官。这两人，一个是正七品的编修，一个是从七品的检讨，实在是翰林院里最没有存在感的人了。哪怕他们发了声，恐怕也没几个人会去听。
但事实却绝不简单，杨震也不可能去干一些完全无用的事情，而他所以刻意要提到这两位，只因为他们除了现在的翰林身份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张居正的弟子！
这二位，都是隆庆五年，张居正任会试主考时考中的进士。而遵照大明官场一贯以来的规矩，张居正就是他们在官场上的恩师了。而一般来说，大明朝廷里的关系中，这师徒关系是最亲近，也是最牢不可破的存在，甚至有时候比父子间的关系更甚，真正做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
作为张居正的弟子，这两人在翰林院里的日子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已清苦了好些年头，但只要再撑上一段日子，很快他们就能进入中枢，成为朝廷里真正能说上话的人。
但现在，当张居正突然闹出这么一番事情后，他们所背负的压力可就大了。这也正是他们能靠着张居正在官场上享有一定便利后的附带责任了，既然有好处，自然也会有相应的风险。
在张居正曝出有心夺情之后，无论是外人还是翰林院里的同僚们，看他二人的眼神就彻底不对了。有时候，他们还能听到背后有人在冲着自己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什么。似乎干出这等事情来的是他们二人一般。
对此，两人也甚是苦恼，却又无可奈何。他们既不想，也不敢在这个时候与张居正划清界限，他们可是很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份的，虽然听着很不错，看着也似乎也前程远大，进入中枢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可事实上，翰林院如他们一般的清流官员有太多了，一旦没了张居正这座大靠山，他们想出头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是现在，这座大靠山自身都出了问题，就叫他们更加纠结了，两人也商量了几次，都未能想出个妥善的办法来。
男人嘛，一旦犯了愁就爱喝酒，现在又有一个同病相怜的朋友一起，就更容易一起去找地方喝上几杯，聊以解忧了。
在一座并不奢华，只供普通人用食的小酒楼里，放衙之后的二人就坐在有些空旷的二楼大堂上点了几样小菜，慢慢地喝起了酒来。没办法，这二位不但地位不高，就是收入也颇为微薄，自然不可能找那大酒楼叫上几样好菜好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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