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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仆的美国传奇告诉你卑微的力量

2021-08-29 作者: 娴漪

一百多年前,丁龙,一个中国苦力出身的美国管家,当主人说愿为他做一件事时,他的选择是,将他毕生的继续捐献给美国一所大学,要求成立汉学系,他最终如愿。——听到的最感人的传奇,精神不死,拒绝苟活着。

不知为何,我心中将丁龙简直列到了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位置,这是我唯一崇拜之人。或许是,他们两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追求:环境极大的限制着他们,但他们却以非同寻常的精神追求跳出了这一制约。

丁龙这个名字,没几个人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无人不知。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不仅是全美最早的汉学系,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研究的一块高地。胡适、冯友兰、徐志摩、宋子文、马寅初、陶行知、陈衡哲、潘光旦、闻一多等在这里留下足迹;顾维钧、张学良、李宗仁、张国焘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的口述实录……

这一切,都来自一个卑微的广东“猪仔”:丁龙。

一百多年前,仆人丁龙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里建立一个汉学系,以传播祖国的文化,他为此捐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也因此,美国有了一所伟大的汉学中心。

一百多年后,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教的中国学者,苦苦地寻找着丁龙的足迹,揭开了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1感人肺腑的传说

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很朦胧的,还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它更像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的是很多年以前,在遥远的美国,一个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做劳工的苦力,被他的主人看中,做了家中的仆人。

这个主人是一座城市的市长,权势烜赫。这个中国仆人勤勤恳恳、人品高尚,博得了主人的敬重和爱戴。他终生未娶,却克勤克俭,积攒每一个银毫子。到了晚年,他已经有了一笔引人惊羡的存款。即将退休之时,他向主人请辞。主人对这个为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的仆人恋恋不舍,力挽不能。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承诺:为了报答和感念这位仆人对他的照顾,他愿意倾其所能,为这位义仆做点什么,以了其夙愿。

仆人谢拒。但主人执意坚持,卑微的他,终于剖白了久埋心底的一个宏愿。出乎主人意料的是,他不是申求一笔丰硕的养老金,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确保晚年可以遮蔽风雨的小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终年魂牵梦绕的故乡……

他的志愿是:请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请这所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祖国的文化。

当时,他的祖国正是积贫积弱的时候,风雨如晦,江山飘摇,面临列强瓜分和庚子之乱。廉价劳工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受尽了凌辱。这个普通的中国仆人怀着一个崇高的愿望,他希望美国人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希望美国人多知道一些中国;这个善良的人相信,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了解会增进友谊;他相信,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美国,会尊重他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同时,他也深信,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最积极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一所美国的名校里办一个汉学系。

他的这个卑微却伟大高贵的梦想,深深地感动了他的主人。

可是这个中国仆人哪里知道,他视为至尊至巨的终生积蓄,哪里能够在美国一所名校里开办一个汉学系?!但为了这愿望,他捐出了终生的积蓄。

主人没有食言,为此,他也几乎倾家荡产,捐出了一生的积蓄。

后来,仆人祖国的最高统治者闻知此事,也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都捐助,真的在美国最杰出的大学里办了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

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哥伦比亚东亚系大楼

这不是传说,不是童话,而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史实。

前些年,我撰写美国汉学史的论文,惊奇地发现童年时得知的这个传奇故事,竟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

东亚系的著名教授、亦师亦友的夏志清先生多次给我补述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在夏志清先生的叮嘱和鼓励下,我在搜求爬梳这段与史实相关的资料时,我才感到了把它写出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为,故事距今仅仅一百多年时间,但大部分资料已近湮没,几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夏志清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校史博物馆、东亚系、东亚图书馆以及巴特勒图书馆的资料咨询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使我能在近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最大限度地把这个动人的传奇故事,还原成一段历史的真实。

02丁龙—我心中的谜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建立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二战以后,且大多都偏重于实用的目的。

与之迥然相异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它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而且也是完全以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的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创办东亚系时,捐助人卡本蒂埃先生捐助“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任何大学的酬金,去邀请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派出了最棒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弗兰兹·博厄斯(FranzBoas)教授,他选中了世界汉学重地德国的夏德(FriedrichHirth)教授,担当了“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人选。此前,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教授曾先行到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中国与中国人”的系列讲座。这应该说是美国汉学的最早发蒙,哥伦比亚大学应属美国汉学最早的开山鼻祖。

在我所能搜集到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建系史的资料中,没有一份没有提到丁龙这个名字的,但大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即使提及,也都是一语带过,且交代的是卡本蒂埃将军有感于他的中国仆人丁龙的品格,欣然捐赠“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建立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的事情。

我不满足于此。经夏志清先生的指点,我去东亚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库查看慈禧太后赠送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数千卷图书宁静地沉睡在那儿,仿佛唯一的文化信息,在默默地注视着我。

丁龙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卡本蒂埃的身份一会儿是富翁,一会儿是市长,一会儿又是将军?他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儿建一个世界闻名的汉学系?

诸多疑问在我心中盘桓了一年的时间,愈思考愈令我迷惑。丁龙已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我必须寻找他。

03用颤抖的手翻阅历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学校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对啊,我怎么没想起这两个宝贝地方呢!

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在哥大行政主楼里,那是哥大人的骄傲。那儿供奉有1754年哥伦比亚大学建校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御手书的羊皮纸圣旨,以及他的御衣及佩剑;那儿还有哥伦比亚大学自建校那天起,所有的重要文献及档案。那儿是哥大的“白宫”。

在那儿,我一定能找到丁龙的,我想。带着异样的敬意,我走进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这幽深的宫殿式建筑充满神圣感的寂静,加上为保护文物和文献特设的幽暗灯光,更添其神秘意味。进入此厅,除了馆方提供的铅笔,一概不能使用其他书写工具。

档案馆没让我失望,我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很遗憾,“丁龙”的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

一页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学衔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在这个条目下,介绍此学衔是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于1901年由贺拉斯·W·卡本蒂埃惠赠的基金所建;卡本蒂埃18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设的;最后列了四位荣膺此学衔的教授名单。

另一页则是早年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报纸报道了丁龙捐赠一生积蓄,感动其主的故事。那是一篇社论,丁龙的事迹介绍得很少。

在这昏暗的巨大厅堂里,怀着虔诚和激动,看着那发黄的历史册页和那惟一的报章,我眼前浮现出丁龙那双执著和期冀的眼睛……

丁龙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我岂能甘心!

但这儿的发现给我提供了新的线索,卡本蒂埃是1848年哥伦比亚学院的毕业生。顺藤摸瓜,一定能够发现更多的关于丁龙的信息。

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David·K·Hill)先生热心地替我捧来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文件。骤然间,我像发现了宝藏!捧到我手边的是在筹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期间,卡本蒂埃和哥大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我用颤抖的手翻阅着这些有百年历史的书信和文件,不由得心潮起伏。

我忽然意识到,要想寻找丁龙,我眼前的要务已不再是锁定丁龙本身,甚至不再是瞩目于眼前这三摞弥足珍贵的原始文献。

我必须首先弄清楚谁是卡本蒂埃,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捐款建汉学系的动力和动机。

我仔细阅读起这些通信和文件,发现卡本蒂埃毕业于哥大的法学院,他长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当时两任哥大的校长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为“卡本蒂埃将军”。他到底是什么将军?档案处和博物馆人员概莫能答。

这一次,东亚图书馆的东方学专家也都一筹莫展了,这毕竟不是亚洲研究的课题。我茫然无绪,这儿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我极不愿在此停步。既是将军,查找军事名人辞典吧———没有;既是律师,查一下法律及相关人物辞典吧———也没有。那么,何不查查十九世纪美国名人辞书?巴特勒大图书馆大参考阅览室有数千种世界各地出版的工具书,凡能想到的,我都去碰碰运气。没有,没有,没有。

怀着一线希望,我去咨询那儿的专职图书馆学家南茜·费雷兰德(NancyFriedland)女士。她起初的思路和我一致,当得知一切无功而返后,她以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家的专业态度,直至我都内疚甚至泄气时,仍不懈地寻找。最终,这位敬业且热心的学者没有辜负我,她动用了最先进的电脑网络追索系统,在全国范围信息站里扫描搜寻,终于给她找着了!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加利福尼亚州指南》上,我们最终找到了他的行踪:

贺拉斯·W·卡本蒂埃(Horacerpentier,1824-1919)生于纽约,1848年毕业于哥大本科,1850年毕业于哥大法律学院,然后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闯荡。此时正是“淘金热”最盛的时期,但他没去追随淘金,却在一片处女地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并命名为“奥克兰”。他自命为市长,相继建造了学校、码头、防波堤、船坞等。后来,他把土地交给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拥有这公司的大量股票。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国民自卫队服务,他被称为“将军”。

纽约,1901年6月28日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

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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