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层面打击对手，不算是什么新东西，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可是这毕竟不是一种常规的手段，懂的人只是极少数懂商业的人。
这一少部分人中，绝对不包括豪格，也不包括金国绝大多数的官员。
金国的危机在整个关中地区蔓延，经历了棉价暴跌的金国人，如同惊弓之鸟，又开始恐慌性的抢粮。
粮价很快超过了崇祯末年的水品，城中百姓害怕没粮吃，都拼命的往家里买粮，至少也要存几个月的存粮才能心安，一些粮号见此，有意减少出货，这又加速了粮价的上涨。
长安的粮价几日内就突破历史的新高，让不少关中百姓又回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关中，惊慌的情绪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金国的稳定。
这时金国朝廷开始出售官仓的粮食来平抑粮价，并以打击囤积居奇为由，查封多家粮号，才勉强稳定了长安的粮价，将长安的粮价压到三两每石。
豪格回到长安之后，对此大发雷霆，他原本是想利用这次种棉之事，打压内阁，同内阁做一次交易，并非真的打算要严惩下面失职的官员，但现在的事态发展，被押到长安的临潼县令第二天就被斩首，用来平息民愤了。
这时金国焦头烂额，从来就没遇见过这种事情，一时间只能先稳定长安，至于其他地区，暂时就难以顾及了。
陕北，长城之南，黄河之西，延安府北面的绥德州和榆林府，要说是个偏远之地，可是发生在关中平原的震荡，也影响到了这里。
相比关中平原，这里处于黄图高原，土地贫瘠，粮食产量有限，算是个又穷又苦的地方。
绥延总兵官王永强原本驻防延安，不过随着明军光复山西，他被调到了绥德州和榆林府，防备明军从偏关、吴堡等地突入陕北，避开潼关威胁关中。
王永强是陕北的一个军阀，有土地数万亩，佃户上万，再参与进攻山西的战役后，他又获得了不少人口，部曲从三千人扩张到了五千，佃户也有了两万户十万多人。
金国对于吴三桂、还有他这样的军阀，采取的都是包税制度，规定一部分税归中央之后，剩下的赋税都归他们所有。
至于赋税怎么分配，各个地方又有些不同，像吴三桂势力大又占据汉中，他能自主的税收比例就多，而王永强这种势力小一点，位置又不太重要的军阀，能自主的税就少。
他原本是三千部曲，金国也朝廷只承认这个数目，分税时按着三千之数来算，可是王永强和其他所有军阀一样，都有扩充兵马的需求，一下就把部曲扩充到了五千人。
这多出的两千人，要吃要喝还要发军饷，置办器械，金国留下的税，根本不够他的开销，而榆林和绥德又不是什么富裕地方，他也不好搜刮，要是搜刮太狠，人口跑到别处去，那他也就得不偿失了。
军阀的权力来自于属下的人马，所以军阀总有扩充兵马的欲望。
王永强将人马扩张到五千之后，却没钱养，可把他给愁坏了，而就在他发愁之际，关中棉价大涨，王永强自然后不犹豫的加入了种棉的行列。
金国朝廷棉三粮七的政策，在他这里就等同于一张废纸，几乎没怎么考虑，他名下的田产，就全部种了棉花，而且他还鼓励绥德州和榆林府的百姓也多种棉花，以获取跟多的税收。
王永强盘算的很好，和金国的许多聪明人一样，都是想卖了棉花再买粮吃。
这样计算一下差价，他依然可以大赚，可是他没想到，他的棉花刚收下来准备运往长安，棉价大跌和米价飞涨的消息就传了过来。
此时绥德州，总兵府邸，王永强在节堂内急的来回踱步。金国的粮食一直紧张，榆林和绥德州自然更缺，王永强一心想卖了棉花，再高价收粮，现在棉花没卖出去，他手里的粮食，却已经不够一月之用了。
王永强眼睛布满了血丝，显然没有睡好觉，嘴巴上一个大水泡，整个人都急得上火了。大堂里坐着一人叫高友才，是绥延的参将，镇守榆林北面的府谷县，同明军隔着黄河对持。
按照金国的规定，军田不能种经济作物只能种粮，不过他受到王永强的怂恿，也种了棉花，算是被王永强坑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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