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6岁嫁到伯岭，那时，伯岭这里有几十户人家，我公婆家是这里的富户。我丈夫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东北民主联军打过来，建立了南满解放区，他逃到了沈阳，从此就再也没有音信。”
“1948年冬天，有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他一身农民的打扮，腰里却有一把手枪。他捎来了我丈夫的一封信，信上说，沈阳马上就守不住，他要撤到台湾。来人是他的救命恩人，请收留他。”
“这个人叫冯江津，关里人，个子很大，很学问。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原是东北剿总的上校参谋。我们留他在家里住下。”
“我公婆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两人就在一起聊天。他给我讲了好多山外的新鲜事。他出生在山东A市，世代书香门第，爷爷曾当过民国政府山东省教育厅长。他在天津北洋大学学的是化学，后来抗日时，投笔从军。”
“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天天教我识字念书，后来我就能自己读书了。”
“渐渐地，日久生情，我们就好在一起了。”
“我公公婆婆先后在建国那年，在山里采药，遇到狼群，被咬死了。家里只有我和他，我们像夫妻一样过日子。后来，我怀孕了，生下了孙平他爸爸。”
“孙平他爸爸满月那天，解放军的剿匪小分队进山，有人举报，我家里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地人。解放军便派了一个班的兵力来抓。那天，他正在院里干活，发现山下有解放军往这里来，他便逃上了山。”
“解放军问我那人哪里去了，我便谎称那人是我表哥，来我家串门，前几天回关里了。”
“从那以后，他不敢再回家里住，藏在一个山洞里，隔一段时间，给他送一些粮食。后来，他渐渐地适应了山里的生活，自己打猎，采山菜，用兽皮缝衣服，基本能够自给自足了。”
“镇反的时候，风声越来越紧，好多逃亡的四类分子被抓住，押回镇里，直接枪决了。他很害怕，便躲到了更深更偏远的山洞里，离这里有几十里。我不能常常去看他，只是每年给他送一两次食盐、火柴、火药和肥皂等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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