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的话说出了大多数朝臣的心声，士大夫和皇权之间本就应该是互相制约的关系，虽然这种制约在有的时候并不是十分明显，可已久存在，这不是一种刻意为之的事情，而是一种本能。
谁都不喜欢有一股力量超出自己掌控的范围，皇帝担心官员的权利膨胀，而官员同样担心皇权的膨胀到他们无法制衡的程度。
文官一直都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癖好”他们有时并不是刻意的追逐权利，而是希望自己能压制帝王无限膨胀的欲望，以此稳定帝国前进的路线。
多少的文臣士大夫有着一种天生高贵的品质，一辈子遵循儒家的教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但在权利不断变大的同时，这种欲望也在不断的加强同时也使得对权利的欲望不断加强，比如说丁谓。
他当初也是怀有一腔抱负入仕的，能力出众的他完全可以担当治世之才，与当初准备宏图大展的真宗皇帝一起，可谓是双剑合璧，可最终，他对权利的追逐使他趋炎附势，奉承皇帝，最终走上了歧途，当然这条歧途也是能触摸到那高高在上的权利。
而真宗皇帝同样也是如此，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当初在刚刚继位之后的数年时间里，赵恒确实励精图治，眼下赵祯能有如此基础的去做一些事情，没有老爹当初的支持绝不可能成事。
但权利的逐渐膨胀之后，一切都往和当初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前进了，以致于对仙道直说大为热衷，东封西祀劳命伤财之举。
所有人不会把责任怪在赵祯的老爹头上，他们把矛头直指丁谓，王钦若等人，所有都知道是皇帝的错，但皇帝不能有错，于是便是宰相的错处。
大宋的相公就该压制皇权，否则真宗皇帝便是前车之鉴，相公就该获得权利，否则就如同丁谓一般把自己的大半生都用在了追逐权利之上。
权利这东西就是个悖论，你抱着崇高的理想去获取权利的时候，往往会迷失本心，在不断争夺权利的时候，把本心给忘了，极少有人能守住本心，这样的人一般便会成为一代贤相。
范仲淹自己认为自己能守住本心，能在权利面前成为它的主人，而不被他支配，看着无限膨胀的皇权，他的内心极为恐惧，生怕有一天，帝王任性而为之，最后从中兴之主成为带领大宋走向衰亡的人。
有些话不好直接对君王说，但却可以旁敲侧击，不过他一直没有机会向皇帝说明，此次官家西征完全就没有他这个相公开口的机会，几乎是乾坤独断！
范仲淹早已担心，皇权的膨胀已经到达了自己无法压制的程度，翰林的制诰基本上成为了陛下传旨的文书，不会提出反驳之言，甚至不会询问是否妥当。
四周百姓的癫狂看的范仲淹背后发冷，这是多么高的崇拜才会孕育出的疯狂来？有了百姓如此的支持，官家的皇权空前集中，别说是不犯错，即便是小小的一个错误便会使得下面的人盲从，后果不堪设想。
如今的大宋早已不似当年的大宋，许多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自己要想尽到平章事的义务，就必须想压制换皇权，甚至要向官家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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