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下午6点40分，我进入了风暴小组纵队级高层会议的开会现场，比原先规定时间晚了20分钟。第一次开会就迟到，实在是太丢人了。
“非常抱歉，我来晚了。”走进帐篷，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众人瞬间安静了下来。此刻总指挥部集结了军以上领导人开大会，我们这里也有十个，正好开个小会。除了八个纵队的队长，还有部队的副总指挥格兰藏姆和政委诺布朗加。每个与会者后面跟着一个军官负责记录，当然，给我做速记员的就是达夏。
放松，别紧张。我默默地暗示自己。
走到会议桌前，没有任何人开口说话或做什么手势，所有人一致脱帽、起立、敬礼。我挥挥手让他们坐下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切尔登科教官。他当年坐在这个位子上时是什么感觉？紧张？欣喜？自豪？还是习以为常？
“各位……”我清清嗓子，用俄语说，“作为第五任风暴小组司令，客套话就不说了，算下来不过是第三天上任，比很多同志的资历都要浅，格兰藏姆同志，诺布朗加同志和鲍里斯同志以外，其他人麻烦自我介绍一下。”在港口时，他们或多或少有点不服气，现在已经没把它表现出来了。
风暴小组的各个纵队，位置坐起来十分奇特:不是按照指挥官军衔，而是按照每个纵队立功的资历，从前到后排的。这样也对，当年切尔登科说过，荣誉制造竞争，竞争制造胜利，胜利制造荣誉。这样的刺激是良性循环。
“寒风纵队指挥官，鲍里斯上校！”鲍里斯的帽徽是一股带雪花的大风。
“烈风纵队指挥官，安迪亚上校！”右边站起一个满面胡须的南斯拉夫人，帽徽是一股火焰标志的大风。
“台风纵队指挥官，倪昭良上校！”左边站起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国人，帽徽是一股带着铁拳标志的大风。
“旋风纵队指挥官，穆瓦莫甘上校！”这次起立的是一个伊朗人，帽徽是一股竖着一根长矛作为标志的大风。
接着就是“四方风”的指挥官:东风卡拉卡扬（墨西哥人）、南风罗扎（埃塞俄比亚人）、西风卡洛托夫（俄罗斯人）、北风波罗维奇（白俄罗斯人）。他们的标志十分简单:标志着向东南西北等不同方向吹去的大风。
以上就是风暴小组的八个纵队全体指挥官。我看了一眼他们，能感觉到还有一股不服和恐惧在他们当中蔓延。接下来就是最无聊的环节:战况汇报。纵队长们朗读的战报并没有什么特色的，不过是哪里歼灭了几个世界帝国安全部队的家伙，哪里损失了几个人，还有就是对于尤里格勒微不足道的侦查结果。
“先别说这些没用的，”我终于忍不住这种冗长而无用的官方废话——哦不，应该是战报——开口问，“那么到底有没有盟军的战况报告？还有，我们的海军到底在进攻尤里格勒港口当年有没有取得进展？世界帝国的布防情况怎样？”这可是个关键，我们整整有200人得空降兵最后在盟军登陆的东北角空降，可不能就这么抛弃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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