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下了个水霜，村前的水浸冬田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但太阳才出来就化了。
临近年关，前些时候下了一场大雪，这一向都是晴空万里，暖阳高照的好天气，连小北风都带了暖意。山上的松杉和楠竹依旧青翠，破败的只有落叶的乔木和灌木柴草，光秃秃的支愣着，戳在风中。山脚山腰，东一块西一块时不时的有一片冬荒了的黄土地，它们为村人奉献了夏秋，严寒的冬日它们在休养积蓄，正准备为下一年做更大的贡献。
我收功后从亮伯伯家院子出来，回家吃早饭，远远的就见村口进来了一拨扛纤提刀的砍柴人。
立冬后农活就少了，只要是早霜晚露的晴朗天气，山上就很是热闹。
热闹的当然是人，就是这些山外进来砍柴的人。
趁着冬日农闲，山外的乡邻或三五个，或七八人，成群结队，扛纤携刀，浩浩荡荡的开进来，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挺进，所过之山，犹如过境之蝗虫，除了松杉等树木，地上的柴草一扫而净，只留下枯黄的败叶和灰褐的地皮。
六七十年代，煤是紧俏货，有钱也没处买，而且很多人家有煤也烧不起，只能烧柴。山外没柴，做饭煮潲烧开水，就只能烧草。稻草、麦草、黄花杆，就连路边土坎上的丝茅草，也会被一茬又一茬的割个精光。尽管如此，往往还不够他们烧。
稻草茅草火力小又不耐烧，没法跟灌木柴草相比。但灌木柴草只有我们山区的山上才有，故而每年冬天农闲时，只要不是下雪下雨，就总有山外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的进山来砍柴。他们天刚亮从家里动身，近的走八九十几里，远的得走二三十多里路，往往在我们早饭时分他们才能进山，中饭前后挑着捆好的百几十斤柴禾下山往家返。中饭大多就是从家里带来的几块红薯或一团冷饭。
山外的人历来就有些瞧不上山里人，骂我们山里人是“呷雾露水长大的”“冲牯佬”。这大大的伤害了我们的自尊，令我们很是恼火。但每当看见他们一个个走那么远的路，起早贪黑的挑着一担比自己身体大一二倍的柴禾吃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又很自豪：连柴都莫得烧，你们牛皮个屁？
我们戏称山外的人进山砍柴为“鬼子扫荡”。他们一来，近处的柴草一扫而空，害得我们也得到更远或更陡的山上去砍柴。我们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其实也颇有微词。
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的宽厚仁爱，当然不会故意去刁难或为难这些同为生活而艰难辛劳的山外乡邻，除非他们私闯“禁山”。
“禁山”多为幼苗较多的林坡和有成片桐茶林的经济林地，是严禁砍伐的。只有开禁时才可进山砍柴，连我们自己村里人都一样。如果有人进“禁山”砍柴，弄不好恐怕连柴刀都会被没收。
我悠悠的往家走，迎面撞上了那一拨砍柴人，路不宽，我避到一旁给他们过身。
这一拨人起码有二十多个，有男有女。狭窄的小路上他们只能一个接一个的排着单列行进，长长的禾枪（禾枪：士话，长纤。一种拳头粗细两头尖尖的圆形长纤担，长约八尺，材料为圆木或楠竹，是担柴担草的专用工具）斜扛在肩上，似乎在谈论着某个话题，七嘴八舌的很是热闹。
他们一个个排着队与我擦肩而过，蓦然，一股腐浊的气息扑鼻而来，我搭眼一瞥，其中有三人看起来正常，但我却嗅到了他们身上的死亡气息。我吃了一惊，三个将死之人聚在一起，恐怕是要出大事。只是我不清楚会是在哪个地方发生什么大事。
一伙人说说笑笑的往山里去了，我在原地愣怔了好一会才继续往家里走。
我有些心思沉重的进了自家院子。
院子里站着周扒皮父亲周立民，他正用绑在长凳子上的铁钯（铁爪）撕扯棕衣皮，腾起的棕灰在他前襟裤腿上积了一层，地上堆了一堆钢丝般的棕丝和一堆棕沫。他是棕匠，趁着年前这几日有闲，娘请他帮我们家织一件蓑衣，打一床棕垫。我家的老蓑衣破烂得遮不住雨了，春上雨水多，播种插秧少不了蓑衣，棕垫是为我明年去镇上读寄宿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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