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改革是贺烨的决策，并不是十一娘为了复仇突发其想的手段，故而陆离当年在世之时，其实就已经集合一帮志同道合之士，就如何变革拟定了详细章程，这个时候，其实只需正式推行实施。
又太后党当然负隅顽抗，冯继峥在利益与声名“两全”之间犹豫不决，反驳起来便难免瞻前顾后底气不足，十一娘与贺烨的班底再加上正统系的鼎力支持， 他们引经据典措辞坚决，几回议商，将反对派批得体无完肤，可谓扫清障碍占据上风。
一方面是因迟儿这个太子意志坚决，且主张并非只是因为听从皇后，正统派眼见太子虽说稚弱，但措辞亦能符合社稷大道，并不类同当年穆宗帝，毫无主见由人任意操控，这让诸位臣公大觉庆幸。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法确能减少冤狱，有利于百姓得获安居乐业，改革之后，就算奸歹一时不能彻底清除，可经过完善的法律制度也足以限制贪宦仗势欺民、陷杀无辜，这符合所有忠臣贤良的政治目标，他们素来恨鄙奸歹治理州县，作威作福行恶多端，连累满朝官员都被百姓误解为“官盗”，且这些奸歹非但不会受到任何惩责，还能通过攀附权臣，阿谀媚上扶摇直上，坐享高官厚禄耀武扬威。
连官员都难获朝廷公允对待，何况于平民百姓？
陆离为首拟定的新法，其实并不是将现行律条一一否定，而在于完善司法过程中的漏洞。
如将逮捕、审讯、判决之权分化，今后尉司等机构只负责缉捕，却无权审决，负责审讯的是推司、狱司，负责判决的称法司，三司职能分化，还不能完全杜绝勾结一气陷害无辜，那么在审判上就必须加以更多限制。
如强调推司鞫讯案件，必须贯彻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若为刑事案件，审讯时至少设立两个法庭，审讯两次：一审验明正身、核定证据、记录口供，这叫推勘；二审接到案卷，必须从头到尾再问一遍，叫录问、虑囚。
另规定，州府一级二审，必须往邻州借调法官，若为死刑案，必须由正副长官会同其他官员集体讯问，称聚录。若二审在京师，则由御史台派人审理。且鞫问过程中，主审必须向被告宣布：你有权喊冤。
最后由判决机关定谳，程序有四：先由一位法官找出适用法律，称检法；再由另一位法官写出判词，称拟判；再由同级官员组成合议庭，称审核；最后由长官认可，签署判决书。
上述过程中，推勘、录问和检法的官员，不能见面，被告不服判决，三年之内可以上诉。临刑时若本人、家属喊冤，就要另遣法官重审，人犯享有三次翻案权。
任一案件，任一程序，经手官员都必须在录薄上署名，若人犯喊冤，经察确存在屈打成招抑或违反司法程序等等，经手官员会被追责。
这样一来，又必须改变历朝历代形成的，行政官员随意干预司法的弊端，司法官员的地位得以提升，也使更多寒门出身士人得到升迁机会，进一步削弱显望对高官要职的垄控，帝国扩大任选贤能的范围，方能肃清官场积弊。
但法令的制定是一方面，真正推行贯彻才最为关键，法制改革与税制改革一样，决非一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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