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帝王决定御驾出征，朝堂之上总会有谏阻的声音，这也不能说反对者保守胆怯，帝制的时代，君王手握决策大权，若离国都，总难免造成情势波动，且因一国之君亲上战场，那可万万不容有失，必将抽调精锐武装赴远，又少不得仪仗卤薄，大张旗鼓浩浩荡荡。
人马调动越多，财政耗废越大——如前朝末帝，因为对攻打高句丽心怀执念，曾三次亲征，几乎耗空国财，不得不行横征暴敛之政，导致国内怨声载道，为避兵役死于征途，男丁纷纷逃亡，造成暴乱四起，结果非但未曾将高句丽灭国，自己反而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
故而贺烨在朝会上宣告亲征，立即引来不少朝臣以史为鉴，竭力劝阻。
再兼明宗之后，大周以文治为主，疏怠武备，虽说到了德宗朝，弊端已经暴露，穆宗朝时更发生灭国之患，可已经习惯了安适的朝臣，往往对种种弊端视而不见，他们认为天子即位以来，既先后与北辽、吐蕃修好，潼关、胜州两战，又已给予突厥沉重打击，已经足够镇服蛮夷，大无必要再兴师动众，将这场战争延续下去。
这样的观点也不是全无理据支持，所谓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就连《孙子兵法》也主张用兵谨慎，认为战争对国家与百姓存在危害，能避则避。
贺烨也并非听不进这些文臣的劝谏，但他自有坚持。
“若能修和，朕也认同理当罢止干戈，还天下盛世太平，使百姓安居乐业，子民不受征战离别之苦，故而对北辽，乃至吐蕃，朕并不打算用兵，可突厥何曾向我国臣服？”
“圣上未曾遣使，与突厥议和，怎知战争不能避免？”有人坚持。
“经潼关一战，阿史那奇桑被逼退出阳关，然重创之下，他却立即调兵胜州，可见仍不死图霸中原之欲！胜州一役，是燕国公部拼死血战，才将国土收复，挫毁阿史那氏图谋，突厥若有一分臣服之心，理当主动遣使求和，还阳关以外，原属我国疆域，可他们主动求和否？更不说穆宗一朝，突厥主动示好，结果导致什么？导致突厥复国，导致胜州被其占据，导致甘州之外尽属蛮夷，导致京畿失陷，导致连我国都长安，都沦陷敌手！众卿难道还未醒悟，养虎成患之祸？！长安子民，惨遭屠杀冤魂无数，为复国都，渭水之畔多少将士尸骨未寒，志抵蛮敌，燕国公部将士忠魂未归故土，众卿竟然便劝谏朕主动向突厥求和？！你们难道就不曾夜闻游魂哀哭，难道不曾目睹那些因长安失守，儿郎死于屠刀之下，妻女惨遭奸/辱之子民，至今不敢忆往昔，血泪唯有洒荒坟？！”
“议和？很好，你们有谁自信担当国使，持节出阳关，奉诏逼突厥，让阿史那奇桑束手待缚，将他押返长安，斩首城前，有谁敢称不动兵卒，就能使阳关之外再归国治？！”
没有人胆敢出列许诺，因为心头雪亮，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部族的首领，甘愿以自己的性命，换取罢止干戈。
但贺烨不需要阿史那奇桑的称臣，因为他的称臣，显然只能是卧薪尝胆，贺烨可不是吴王夫差，他非常清楚，大周与突厥只能是不死不休的血仇，沾沾自喜以胜利者自居的仁慈，导致的将是姑息养奸，被敌仇反噬。
这不是两个人的生死，这关系到民族的存灭，如果不能摧毁突厥的野心，那么华夏子民，面临的将是被外族奴役，从此像牛马一般受人驱使，刍狗草芥不如。
他生来已经姓贺，如今更是亿万子民君父，所以他决不能容许，在他有生之年，眼睁睁看着中华锦绣江山，亡于异族兵刀。
“虽胜州告捷，然国失大将，又虽谓哀兵必胜，然兴亡之战岂能尽托情感？朕乃一国之君，集天子之锐，方能真正激发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之情，热血奋勇之志，决定亲征，乃三思而定，非一时意气，逞匹夫之勇。”
这话一出，尽皆哑口。
天子言下之意分明，谁再谏阻亲征，便是质疑天子自不量力，鲁莽逞强。
可事实情况是，贺烨并非娇生惯养不知愁苦的皇帝，他的帝位是经过刀枪拼杀得手，可最终的政变，却并没有造成暴乱四起血流成河，这个皇帝懂得收放自如，他愿意与朝臣共治，已经算为遵从大道，他若刚愎自用，谁也无法阻止。
更别说如谢饶平、韦元平等人，并非真心实意阻止御驾亲征——倘若天子这个绊脚石离京，必然要将权柄移交，他们坚信韦太后“身经百战”，不会再输给有如初出茅庐，而且失去皇帝作为靠山的柳皇后，天子离京，无疑是给太后东山再起扭转乾坤的绝佳时机！
韦元平甚至难耐急切，险些就要把，御驾亲征，当由太后监国，方能维持稳定两全其美的话脱口而出。
但转而又听贺烨宣告——太子监国，皇后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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