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受众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受众研究几乎是一张白纸。尽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直被视为媒体的宗旨之一，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在开办之初都会设立读者、听众和观众联系部门，但是对于受众的认识和了解，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无论在研究投入还是方法改进上，都相当欠缺。
所谓受众研究，大都停留在召开座谈会、接受来信、来电或来访，或描述现象或总结经验的层面，缺乏科学性和理论性。以观众研究为例，笔者曾经对历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进行检索，结果发现在其收录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表的文章篇目中找不到一篇系统分析视听众问题的文字，也找不到一篇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进行视听众研究的文章，更谈不上理论性的探讨。
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在包括传媒业在内的众多领域引发了一场从生存方式到思维观念的全方位变革。它将一向以吃皇粮为生的我国传媒业引向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市场，推动传媒业摒弃传统的、居高临下式的“传播者本位”意识，朝着更好地服务受众、更好地满足人们多种需求的方向转变，也为受众研究写下新的篇章。
评论：
我国受众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步的。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所研究员陈崇山做了题为《中国受众研究20年》的报告，从不同角度整体、宏观地回顾了20年受众研究的发展历程。她把中国受众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有三个标志值得注意：1982年的“北京调查”被视为我国受众调研的里程碑。这次调查首次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抽样调查方法对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进行调查，推动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新闻改革，是思想解放的一大成果。1986年10月以甘惜分教授任所长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标志着我国的受众研究有了专门的组织，从而结束了零散无序的研究现状。以1990年亚运会广播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为受众调研的新起点，受众理论研究与实践从显性向隐性深入。特别是1995年以后各类媒介调查公司的大量涌现，受众调查进入市场，走向科学化、规范化。陈崇山最后指出，在新的世纪里应加强受众研究，从受众本位出发，实现新闻传播业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
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学系教授祝建华发表了《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提出受众调研的科学化不仅仅是追求精确化，其真谛是理论化。他引用了《传播科学手册》中评估理论科学性的七项标准，以此说明我们的理论研究不仅要描述“是什么”，还要发现“为什么”。关于西方受众理论本土化的问题，他强调中西方的社会结构有所不同，应从本土的实情出发，从西方理论中严格选择直接相关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命题或框架，发展本土化的理论。
时间：5月10日，地点：宿舍，内容：《受众分析》1-10页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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