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品诞生于15世纪中叶，随之，非宗教性读物开始有组织地大规模供应，人们可以通过购买这些读物，来满足自身学习知识、娱乐消遣和提高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不过迟至16世纪，人们才开始有意识地谈论阅读公众，这个由那些可以按自己愿望购买、阅读的收集书籍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阅读公众这一群体仍然局限于城镇范围受一定社会地位的限制，也有语言的隔膜。随着印刷出版业者和作者群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赞助商和资助人的不时解囊，阅读公众们的读物也日益丰富起来。
19世纪末，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铁路交通的出现，印刷技术的革新，识字人口的日益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度平静的书籍与期刊领域开始向着同时生产数百万册印刷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向转型。广告业的发展为廉价报纸、大众化期刊和书籍的生长提供了资助，亦为媒介扩大覆盖范围注入强大动力。随着媒介覆盖范围的扩大，受众活动比之以往也更加分散、更迥然不同。
书籍并非唯一的印刷品，18世纪初，定期出版的杂志期刊和报纸也开始出现。由于政治和宗教原因，日益膨胀的印刷传媒业常常成为当局检查和管制的对象。19世纪的新技术发明使得印刷品的价格更低廉，品种更丰富，不过在此之前，印刷品的读者或“公众”已经相当多元化，出现了各种区分，并受到社会的界定，在受众研究中，还被正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评论：
受众形态，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互动，是表征受众生态的两大指标。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其对社会发展的撬动作用，可谓深刻而巨大。媒介（网络新媒介）被认为是一种技术社会系统，兼有技术与社会双重意涵，通过技术层面的产品影响社会层面的人类行为。媒介作为技术社会系统的观点，帮助我们在思考受众生态问题时，从历史与现实、社会与媒介等维度出发，在互联网大背景下，聚焦“媒介-受众”框架，重新认识受众，对媒介与受众的关系进行再探讨。
按照美国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的说法，媒介演进遵循两大规律：一是人性化趋势，一是补救性媒介。前者是指技术的发展，是在不断模仿、复制人体的认知模式和感知模式；后者则表明人类在媒介演进中进行的理性选择，任何后续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是对以往某一媒介功能的补救或补偿。
互联网的发展使媒介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向：媒介功能的多元聚合和破维生成，平台化走势明显；内容分发从传播环节细分出来，成为整个传播链条的关键；手机小屏成为受众使用媒介的主要入口；传播日益智能化、互动化、移动化。所有新媒介的目标，都是在为打通、优化、变现与受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而努力；而连接受众，不只是弥合时空上的距离，也是适应心理上的需求，以及消弭传受之间的角色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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