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王是第1次参加朝会，当时是充满着信心的。结果在跪拜皇上之后，朝会开始，他才真正领略了自己哥哥的痛苦，是的，是痛苦。也真正的领受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其实连个傀儡都不算。你真正理明白了，这个皇帝并不是一言堂，并不能前纲不断，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只要自己的说法一出，整个天下便言听计从。也真正明白了，在这个时代，在东林的主持之下，皇上说的话，连个屁都不如。这和他从历史书里看到的那种皇帝乾纲独断，皇帝一言九鼎，根本就截然相反。最终整个朝会，就非常正常的开到了晚上，依旧是没有任何结果，哪怕是一个小事，也没有结果。最终精疲力尽的两兄弟，是神情沮丧的走出了大殿，回到了后宫。
其实说神情沮丧，都夸他们了，应该说是垂头丧气。
看着兄弟没有一点点谈话的兴趣，天启皇帝轻轻的拍了拍自己兄弟的肩膀：“你累了，回去休息吧，但也好好想一想，将今天你真正参与朝会所获得的感受，仔细的总结一下，希望能对你有好处。”
朱由检只是麻木的点头，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宫里，关上门，再也没有了消息。
毛玉龙和小胖子，结束了一天的课业，心不在焉的回了家。
正如毛玉龙知道的那样，朱由检带着自己的兄弟王承恩，一脸沮丧的坐在大槐树下发呆。看到毛玉龙和小胖子回来，只是抬头冲着两个人笑了一下，算是打过招呼，但是那种笑，比哭还难看。
理想世界的崩塌，的确让人怀疑人生，信念的崩塌，是最让人痛苦的。
毛玉龙就走到了他的面前，轻轻的揉了揉他的脑袋，结果这次朱由检并没有反对。扬着小脸：“难道我真的错了吗？”说完这话，竟然委屈的流下了眼泪。
“你的信念没有错，错的是你眼前的一群人和你想象的不同。”长叹了一声，毛玉龙怜悯的坐在了朱由检的对面：“忠臣和奸臣，当然有分别。忠臣和忠臣，同样有区别，君子和君子，其实区别更大。”毛玉龙就在自己的书袋里，找到了一本书，那是着名的论述，北宋新旧党争，到底是谁写的，已经并不重要，但是在这本论述里，毛玉龙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评语。
这本书，详细的记录了当时的改革，当时，是真正的君子治国，满堂真君子，但结果是什么呢？
神宗改革，拜王安石为宰相，开以新政，是为王安石变法。新政虽切中时弊，但实行上颇有问题，遭到朝中保守党大臣极力反对，是为旧党。
旧党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晋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予以抗衡。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有时争论只是书生意气之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司马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随着党争而起，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但后来就变了味道，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史称元佑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到了徽宗时期，将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化解新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只好启用蔡京。蔡京当政，与宦官童贯等勾结，立“元佑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如此，党争已经从君子治国的理念之争，变成了真正祸国的权利之争，党争才真正变了味道。
这和当初北宋的党争，和大明的党争，在本质上就已经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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