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只道皇帝今日召见大臣,是为了商量新相人选一事,不料赵恒几句说过,却是又将中央职权重新区划,怎料皇帝轻飘飘几句话,便使得朝局将有大变。
若是仅仅变动中央,倒也罢了,依着皇帝所说,连同地方各司使和权力,也是被重新调整了许多。
这一类的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分配,财政的使用与上缴,垂直体系的建立与使用,在现今的中国,尚且不清不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与权力分配,经过好多次的改动。
可怜在宋朝时,在场的虽然都是这个时代的精英,却如何能在脑袋里有这样明确清楚的分析与预判。
赵桓不过寥寥数语,做的却是他深思熟虑,经过一年多的打磨自己心腹可任用的官员队伍,经过对军队的进一步掌控,经过赵构已死的现实考量,然后方有此举。
收回财权,直属中央,然后剥离军队中的若干权力,也直属中央,然后又将执法与司法诸权分立,一样收回中央,垂直体系,甚至连营田这样的军农一体的事物,亦收回中央部门。
如此一来,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已经被削弱到极限,而军队亦变为只管做战,甚至厢军改革后,地方的驻防军队,亦是由中央一手掌握。
赵桓心中清楚,中央太过集权,并非好事。
然而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最大的中央集权,反而容易将一团散沙一般,由儒家学说和宗族势力组成的地方政府架空。凡事由中央掌握,则事必事半功倍。
在宋朝,地方官员地事情极少,大事上禀,小事交给宗族处理,水利卫生很少过问。治安司法搅和不清。地方太大,很难有科学和有效的管理,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以儒家学说立国,天子治士大夫,而士大夫凭借着自己的道德权威来镇压地方,地方则有宗族长者和官绅一体治理。凡事讲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如此泄泄沓沓,敷衍了事,逐渐成为缠在古代中国的痢疾。无法医治。
秦朝的失败,就是它原本在关中川蜀使用了细腻和严苛地法制,在小范围内。可以制定并执行,而放之全国时。就显示出它的不具弹性和无法实施的严重弊端。
加上始皇好大喜功,于是自秦之后。汉朝以始,中国历朝政府,都放弃了对地方的真正控制,转为无为而治的大宗旨。在这样的总体思想氛围下,变法,亦就是政治的改变和进步,举步维艰。
而科技地进步,更被视为奇技淫巧,会破坏社会的整体结构,纵得小利,也会使天下变的更不安定。
至于明清,官员以熬资格来取代政绩,已经成为潮流和约定成俗的定规,起因便是如此。
赵桓深知此中情弊,更知道不在这一点上有根本的改变,想使得中国社会脱离往下去地泥沼,而转为有健康肌体和思维,渐惭强盛,而不是靠一两个天赋英才的帝王,就只有从整个体制上来着手。
他不是救世主,却有信心在自己手中的几十年,使得中央集权政策能发挥出它应有地效能,至于身后事,历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开了头,则自然有人继续下去。
赵桓的这些考量,在场地人纵是聪明绝顶,也断然不知所以。
虽然觉得变更户部与三司的权限有些多事,各人却无法知道其中深意,当下一个个俯身答应,对皇帝地这些决断并无异义。
赵桓暗自发笑,当即吩咐,此事的细节交由几位宰相协同处理,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将各地的财权事权收回。
此事处断完毕,赵桓神清气爽,当即又将岳飞奏书传示群臣。
几个宰相看完,却是不便先讲,只得待赵鼎与张浚先看完,由得枢密先说。
张浚皱眉看完,只道:“武臣敢说帝王家事,大逆不道,陛下给他的批复虽然断然柜绝,也加以训斥,臣只是以为还要略加惩处,才能杜绝此风。”
赵鼎也是宗室,此次事关皇帝权威,倒是难得与张浚意见一致,当即也道:“臣意也是如此,陛下处断的太过宽仁了。”
赵桓并不以为然,答道:“祖宗向来以宽仁为务,现下也是要武臣效力的时候,这岳飞也是出于忠枕之心,训斥几句也就罢了。”
赵鼎红头涨脸,亢声道:“陛下,这话说的不对。我朝向来宽文臣而严武臣,武臣不曾读书,不知大义,而且手握重兵,稍有不慎,就是泼天大祸。况且.祖宗宽仁,也知道将人处之以法。太祖当年,待大臣和百姓多么宽仁,有一次东京失火,太祖大怒,下令将引发大火的小卒捆至闹市,扔进火推活活烧死。行刑之日,太祖亦是不忍,那小卒惨叫声令得东京百姓毛骨悚然。太祖道:唯有如此,方能为来者戒!”
他顿了一顿,最后总结道:“太祖垂训不久,望陛下能细思此事,给岳飞一个处分,方可为来者之戒。”
两位枢密说完,宰相并各部大臣,亦都上前说话,一致请求,让赵桓给岳飞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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