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东山的心情是失落的。
因为一众蒙古部落的首领，还没等自己打，就干净麻利的选择了投降。
这让他对于能否名垂青史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后人只会知道，蒙古部落因为大明的强盛望风而降，谁会记得他的努力呢？
关键是自己也没打几场让人听了拍案叫好的胜仗啊。
徐敬业不跟阎东山一样，满脑子都是功业，他在头疼眼前的事情该怎么处理。
如果是简单的边境冲突，直接把人数报上去就可以了。然而现在蒙古部落不跟自己打，直接投降了。而且关乎到大明对外藩的处置问题，这就是不是军方可以决定的。
这已经涉及到了主权问题了。
这算不算私自开战啊？
徐敬业在写奏疏的时候，就很头疼――
一提到大明边疆的时候，大多数人先会想到从嘉峪关到山海关那条漫长的边境线，而不是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海疆，想到的是草原上那些彪悍的汉子，这种潜意识的心里，是源自于南方的一贯安宁，而北方不断的战乱。
“我大明强盛，而南洋诸国却都是小国，即便是给他们一百年，他们也只会是大明的附庸，我大明想灭掉他们，只在朝夕之间，可罗斯国这些年崛起的厉害，未来势必会成为我大明的背心上的芒刺。”
沈玉龙的这句话出自皇帝陛下的金口。他仍然记得，年轻的皇帝以坚定而不容置疑的语气做出了这样的预言。
作为一个浑身上下，充斥着热血的读书人，沈犹龙的政治信仰就是皇帝陛下和大明帝国，当他得到召见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无法言语，脑中只回荡着“士为知己者死”这句古训。
徐梁对陈子龙还算有点“历史”印象，对于沈犹龙却单纯是因为李邦华的推荐名单里，提了一嘴这个人。
然而亲自见了这两个年轻官员之后，徐梁却更喜欢沈犹龙。
陈子龙无论是外貌还是人格，都深符时下的审美观。
在原先的时空中，国变之后，他身在南京，能够直言“借虏平寇”乃是大缪，也算是有见识。不过在徐梁眼里，陈子龙或许能够成为封疆大吏，甚至入阁为相，但缺乏了激进和热情。
大明从来不乏激进和热情的文官，只是这种人在官场很难混。
大明从来就不缺少激进、热情的公务员，但这样的人很难融入官场。
沈犹龙显然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大明没有发生甲申国变这档子事，或许这个年轻举人很难释褐，当然他也可能成为海瑞一样的人物，但大明的官场注定不会让他走得太远。
然而徐梁知道，新时代正是需要这样的官员。
徐梁在接见了陈子龙和沈犹龙之后，将陈子龙放在都察院，磨练一两年之后就可以外放担任巡按御史。然后递升监察御史，任满之后回到朝廷出任佥都御使。
沈犹龙却应该有个更广阔、更自由的平台。
“就交给你了，以后你就是朕的耳目口舌。”徐梁将从都察院独立出来，放心地交到了沈犹龙手中。
沈犹龙也展现出了他的高超效率，迅速吞并了几家小报坊，组成了大明文刊集团。旗下又分为若干个子报社。
涵盖了高中低三个层面的读者群。又分为若干个类别，又经济、历史、地理、科技。
同时还担任了两家报社的主笔，亲自撰写通报、社论，确保整个报业集团都从上到下，所言所论，皆是出自皇帝的意志。
“近来总有人鼓吹先南后北，认为东虏覆灭了。蒙鞑也再无寇边之力，正是收复东南诸岛的好时机。”沈犹龙在报业集团总编辑会议上说道：“这种论调显然是东南势家的声音！咱们必须言辞反驳！还有人提出南北并进，这也是乡愿之言，不能放任。这段时间各报先从史书着手，分清主次，阐明攻伐蒙古的必要性。
“我个人以为，有两点必须写清楚、反复说。其一。蒙元残虐华夏，此为国仇。其二，土木之变，皇帝受辱，此为国耻。国仇国耻，九世犹当报复！其他的，诸君可集思广益，呈报上来。
“于此同时。也要多招募访员，前往漠北、西域、南洋诸地，实际考察清楚，论证如今可以北伐而不能南进。这是隆景元年的要务，务必要保证民间万众一心，不为势家所欺。
“最后，整合江南报业的事也要抓紧。现在江南许多报纸据说是出自东宫一脉，结果呢？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常为东林余孽所利用。这种事岂能放任？隆景元年之前。该买的要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盯住，一旦他们有什么违规，立刻向都察院举报。”
一众总编辑纷纷点头称是，一边思量着如何将这些指示用进自己报纸之中。有几份小报倒是方便，找些常年混迹青楼、梨园的清客，将蒙元史写成话本，连载在报上就行了。对于和而言，只要刊登一些高屋建瓴的官样文字也就可以了。
难的是那些雅俗共赏的中档报纸，着实要费些脑力。他们的读者往往有些辨识能力，虽然发不出更大的声音，但在街长里短的范围内却颇有些声望。这些人不会被话本左右，也不会轻信官样文章，最是难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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