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初，以财政总长梁启超、工商总长张国淦和交通部长曹汝霖为首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民国工商代表团抵达了维也纳。根据李海顿提出的方案，奥匈政府与北洋政府之间初步制定出一项规模庞大的促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投资援建计划。
实际上在民国初年，中国的工商业已经在快速地发展着，特别是在欧战期间，无论是官僚资本，还是民族资本，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好势头。因此，史学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黄金时期”。但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英、法、美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不同，而且与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俄国等国也不同，具有鲜明的中国印记。可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独具一格，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在北洋时期，中国的工商发展具有很强的官僚资本特征，而且还表现在官僚资本的迅速扩张和发展上。在袁世凯时期，以交通系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已经初具规模，交通系早期的代表是梁士诒，他以袁世凯为后台，在支持袁世凯成为大总统期间有功，出任了邮传部总长，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
这一时期，交通银行基本是扮演着中央银行的角色，承揽了国家对外借款和发行国债、代理国库的业务，这一时期基本上是交通银行一家独大的时期。在袁世凯死后，梁士饴被当成“帝制余孽”被免去交通总长一职，叶恭绰任交通部总长，他以段祺瑞为后台，与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结成一派，被人们称为新交通系。
新交通系则与江浙的官僚资本中坚联手形成为国会中的政学系，南方的官僚资本中坚成为江浙财阀。政学系以李根源、张群等人为代表，垄断着华北的金融业务，以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中南银行）为立足点。江浙财阀以陈光甫、徐寄庼等人为代表，以南五行（中国、通商、上海、浙江兴业、浙江实业银行）为立足点。北洋时期的官僚资本，不仅经营金融业，也在有利的情况下向工矿业投资。如黎元洪投资山东中兴煤矿，周学熙在唐山的同宝煤矿，开办天津华新纱厂，交通系投资山西北井陉煤矿和龙烟煤矿，新交通系投资的六河沟煤矿等。段祺瑞本人，就是龙烟煤铁矿公司和八大机器煤矿的大股东之一。
由于北洋政府采取了“鼓励工商”的发展政策，先后制订了《奖励工艺品章程》、《工商保息法》、《商会法》、《商人通例施行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等法律法规，促进了国内民间资本工商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国内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新增投资增加1.5亿元，规模扩大了两倍左右。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工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特别是纺织和食品工业发展迅速，规模扩大了五倍。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由于规模不足，主要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发展则极为缓慢。
另外在廉价劳动力的作用下，民族资本家本对于更新设备、技术改造、采用先进工艺等工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几乎根本不重视，最终导致其无法和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先进生产方式的外国资本相抗衡。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经过德奥经济专家和中国工商代表团的反覆协商，双方制订出以优先发展交通、能源、电力、工业材料、机械加工、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部门为主的援助计划，首先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根据协议，德奥两国在五年内以“国家担保补贴、银行出资”的方式向北洋政府提供大约150亿马克（克朗）的基础建设和工业项目低息融资，以支持中国政府推行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其中一半的贷款以现金方式，另外一半以机械设备等实物方式和人员、技术支持的方式提供给北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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