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大旱之后, 又遇蝗灾, 1942-1943年的河南□□, 实际上是1942-1943年中原□□的一部分。
这场□□蔓延的范围, 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因其恶劣的抗战环境，灾情最为严重。但其他地区, 灾情也相当惨烈。
虽然熬过了1942年, 到了1943年的春天, 可是这个时候最艰难的时候, 这时候即使家里有粮的人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消耗。
所剩的粮食也见底了, 所以更是生活那就更不必说了, 本是春意盎然的时候可是山头上却见不到一丝绿意，就连树皮都是光溜溜的。
1942年冬天，当时, 河南一带的小麦，已经由正常年份的10元（纸币）1斗（14市斤），涨到了100元1斗。
到了1943年春天，价格更是暴涨到了800元1斗。
而我们的国民政府却还以“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
逼得老百姓缴纳完军粮的灾民倾其所有, 却买不起粮食了，卖儿鬻女, 弃家四逃者不计其数。
而因为河南的特大天灾, 政府居然下令撤离前线的军队, 想要将这几千万的灾民甩给日本人。
而日本人也不是傻子, 他们自己攻占的沦陷区灾情同样严重，这些灾民都救济不来，当然日军也不会放粮救灾的。
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
所以，在军队撤离之后，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
不过这样也好，河南暂时成为了三不管的地方，这也为灾民们带了一丝安全感。
至少不用再忍饥挨饿的时候，逃荒的路上还要时时刻刻担心着炮弹的攻击。
经历过这次巨大的饥荒之后，开春之后人们就连粮种也没得了，都在饿的受不了的时候吃掉了。
于是到了春种的时候就犯难了，要是现在再不种粮的话，到时候今年恐怕又得是一场饥荒了。
不过这时候，伪政府看到了这一情况，运来一批粮种发给农民，他们这么做不是仁政，也是为了到了收获的时候有粮食征收。
这样总比自己统治下还是这样的饥荒，到时候人恐怕会死光了，自己就成了光杆司令，这样政府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他们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至少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农民急切的问题。
这可比国民政府要好的太多，在灾情发生后，蒋光头“前方军粮会议”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
可是结果呢，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
但是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关头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
要知道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
这些黑心官员上位者这样不顾百姓死活，只顾自己的仕途富贵，所以“历史性一幕”发生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
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
可笑的是5万多国军士兵，被一群农民弄得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
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
“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
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由此可以看出不是乡民没有民族大义，不知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
而是他们真的没有法子，不说别的，国民政府实在太腐败了，不说救灾，反而还要加重征税。
就拿前面的老汤来说，日军攻克他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的。
他却宁可让日本人抢去，看着灾民在自己眼前吃树皮吃观音土的，却也舍不得拿出一点粮食出来救灾。
这样的恶人不被百姓所唾弃才怪。
“他爹，地里的苞谷长得怎么样了？”见周水生带着家里的男子干着牛车动地里回来，杨枣花端着饭菜问道。
近些年杨枣花都没有到过田地里，平时都是顶多到菜地里看看，平时这些活计杨枣花也没有过问。
只是今年不一样，去年颗粒无收，虽说余粮，但是要是今年还这样，恐怕自己家也要成为灾民了。
“开春雨水充足，所以今年的庄稼长势都还不错，再过几个月肯定收获不错。”周水生就这核桃端过来的热水，洗着手笑道。
其他几个人都有洗了手，坐在院子里的炕桌上开始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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