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开封城的五丈河往东去，就是宋朝的东明县，它也属于开封府管辖。
知县叫贾蕃，这个人也许没什么名气，但他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岳父，那就是范仲淹。
但整件事肯定与范仲淹无关了，说不定范仲淹如果活着，他看到他那些志同道合的君子们脱化成这个样子，能气得活活吐血而死。
开封府现在执行了免役法，事情就从免役法引起。
这天早上，忽然开封府衙前涌来一千多个老百姓，这时候包拯也死了多年，开封府早恢复了原样，不象包拯那时将大门毁去，让百姓自由告状。
因此这些老百姓小心翼翼地站在衙门口，对着大铁门外的衙役说，我们要告状。
然而铁门始终关闭着，新府尹并不受理他们的告状。
新府尹是谁，神童刘庠，这也是一个很名气的大臣。王安石曾经刻意嘱咐过他家的门房，其他客人来不见，如果是刘尹来，立即通知我。
有人听到后便对刘庠说，王公意如此，你应当去见一见。
刘庠便说，见之，我说什么？自他执政后，未尝有一事合人情，如果他与我说起青苗免役，我用什么应对？
好了，先将派系分清楚，这件事便能看懂一点。
然而百姓不知道这中间乱七八糟的关系，他们在等，刘庠越不受理，百姓怨气就越大，这时候边上忽然有人指教他们，你们找府尹不管用，应当去找主持变法的人。没有这个免役法，你们能受害吗？
一千多个老百姓在这个好心人的指点下，一下子冲向王安石的家。
这时在刘庠有意拖延下，整整拖延了大半天，官员都下值了，才有人“提醒”这些百姓，百姓的怒火可想而知。
一千多个老百姓一下子将王安石的宅子围住。
这是太平时光。那个官员能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这时若是王安石此时应对失措，或者逃跑，他这个首相就保不住了。
不过面对着一千多个愤怒的百姓，王安石没有选择逃跑。而是从宅子走出来，问，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很是冷静。
他终是国家首相，只要有胆色站在这里，百姓还会感到畏惧的。所以百姓停止了吵闹，有人答道，我们都是五等户，但免役法到了东明县后，忽然间他们全部变成了三等户。
首先说说免役法的摊派，因为各州县贫富情况不同，百姓收入花销也不同，物价更不同，所以是根据各州县的实际情况去摊派。
差役法的执行对象是三等户以上的人家，最少明面上是如此。所以免役钱也是主要从三等户以上摊派，越富摊派的越多，多者上等户能摊派到数百万钱，也就是一年得支付几千贯免役钱。想一想青苗法一年摊派的那点青苗贷就引起的轰动吧……
但也是无奈，全国那么多差役，全改用了募役，还想多余一个宽剩钱，摊派得少，那可能吗？
因此在史上熙宁九年仅是役钱就摊派了六百五十万（贯匹石），并且不止如此。一是这是役钱，因此石束占的比例不高，多是贯与匹，也就是以钱与绢为主。因此实际数额大于贯。其次除了这个役钱外，还有三百九十万宽剩钱。因为成都府路富裕，仅是熙宁六年到九年间，宽剩钱就摊派了六百多万贯！
就是如此，那时整个宋朝还没有全部执行了这个新役法。
况且这是国家统计上来的数据，下面的贪污同样没有包纳进去。也就是其实际摊派的数量可能是其一倍半。
再说富裕，开封府地区无疑也要算富裕的地方，所以摊派的数量同样不少。
东明县一下子将这些五等户百姓变成了三等户，那岂不是要了这些百姓的命？
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东明县在哪儿，就在京城边上，想一想新法执行，京城边上的都会扭曲成这样，那么余下地区会变成什么样子？
东明县这么干，分明是想彻底毁掉新法，不过他依然很冷静，问，你们来东明知县知道吗？
百姓想了想回答道，不知。
王安石便说，既然开封府不受，那你们去御史台投诉。
这是标准按照程序办事的，无可挑剔。
这些百姓又去御史台，御史台是杨绘，他搪塞道，本衙只受理官员纠纷，你们这些平民百姓与御史台无关。这岂不是胡说八道，御史台在宋朝相当于什么，最高检察院兼最高法院，百姓冤案的最终受审部门，怎么与御史台无关呢？
但这些五等户百姓哪里懂，他们上诉无门，一个个呆若木鸡的离开京城。
他们一走，杨绘立即来了精神，第二天便上书，役钱按照户等财产高下征收，因此这个甄别应当由本县，本县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须凭乡里，自下而上，才能得实。但现在不是这样，而是司农寺在京城里大笔一挥，然后强行向各县摊派，甚至都不看朝廷原来的户薄，就摊派到各县，所以才出现这幕闹剧。
其实在这里，杨绘等人也犯下一个严重错误。
那就是新法确实在敛财，再加上执行能力，所以推广下去后，东明县绝不是个案，只是背后可能不会产生阴谋，规模也不会有这么浩大，更不会震动京城。
然而杨绘将矛头指向了司农寺，原来王安石设了三司条例司，在文彦博韩琦反对声音中，三司条例司废除了，改成中书条例司，但放在中书十分不便，因此王安石将这些权力又向司农寺转移，虽然决策权不及原来的三司条例司，可它包括了执行权，实际权利叠合起来，已经超过了原来的三司条例司。
王安石听到后，反而长舒了一口气，于是他在家装病，反正一不高兴了，一起生病了，韩琦、陈襄、文彦博、王安石……
然后派人暗中打探事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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