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个时代的上海，就不得不关注此时上海的帮派，他们为上海历史发展带来的影响，留下了很浓的一笔。
旧上海（20世纪20~40年代）可以说是青洪帮的天下，是黑社会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天下。民国时期，帮会组织何以急剧膨胀？乃至军境界、工商界、金融界、实业界这些国家重要的经济领域都有帮会人的身影。对此，著名学者胡训给以解释，“帮会处于上海这个中国资本主义最发展的城市，转变为统治阶级当局的走狗和代理人，并依赖当局的支持，一变而为‘社会闻人’。归根到底是国民反动政府的支持和重用”。上海帮作为国民反动政府的统治工具，后有政府为靠山，就畅通无阻地发展壮大起来，乃至演变到可以胡作非为，无人敢管，无人能管的程度。
究竟上海帮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它的势力究竟有多大？对此，我们从一段历史记载来考证一下。易照峰的《上海帮传奇》一书，在文章“杜氏家祠落成典礼，十里彩旗浩荡人马”（杜氏杜月笙是青帮老大，上海“三大亨”之一）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揖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林，还有日本总领事和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人。此外，各省的主席，市长代表，上海工商，金融各界的头面人物共有一万多人”。上海帮老头子在当时有多大的地位和势力，由此记载，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上海帮有如此盛大的势力和民国时期上海的特殊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当时有大批移民涌入上海谋生，游民也异常的多，三教九流，各色人物混杂。民国时期，以前秘密组织的帮会大多公开化了，帮会趁此大招徒弟入帮，发展壮大，并且购买军火武器，增强打斗力。帮会的财源来自各行各业，如设赌局、妓院、烟馆、戏院、戏班、澡堂、茶楼、饭庄、旅店等等，以至走私贩毒，贩卖人口，或为军阀、政客、资本家充当保镖，打手、刺客等。真所谓，黑白两道通吃，财源滚滚来，其势力触及社会各个角落。
这个时代的大上海作为亚洲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占据了整个国家十分之一的财富，但是这个城市也显露着相像不到的丑恶。
帮派之所以能在上海这个世界级别的大都市生根发芽，以至于滋养壮大，最主要的还要得益于当局官僚的支持，与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国家政权的关系。
与官场相勾结，倚仗官府势力胡作非为，是旧中国帮会的传统。如上海青帮“通草”里的《前人题名录》、《同道题名录》所列举的数千个老头子一类人物的名单中，有百分之十左右为清朝粮帮时代的守备、干总、武举、文牍之类的官员。这是帮会与官场勾结的始祖。
民国时期，帮会与官僚资本主义勾结更甚。上海帮会融入资产阶级，操纵国民经济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密切合作，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一大批当时的“闻人政客”如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江朝宗、袁克文、杨宇霆、陈调元、张之江之流，都是青帮著名的老头子。其中，上海三大亨“杜、张、黄”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交往，特别是与蒋J石的交往，便是民国时期帮官勾结的集中体现。闻名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青帮老头子杜月笙插手管理国家事务之多，神通之广大，更是令人咋舌。杜月笙自己主办的商业不多，如中汇银行，名义上是他办的，实际上由他亲信徒弟等人操办的，但他兼职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他兼任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常务董事，浦东、国信银行的董事长，还有其他一些中小银行的职位。许多工商人士以杜的名义寻求保护和发展自己的行业。如交通界里，他是全国轮船兼上海市轮船业工业理事长，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招商局和民生局的董事。新闻界里，他是《上海申报》董事长，《新闻报》董事长，《中央日报》常会长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有统计数据说，杜月笙竟然名义上兼职了上百个上海行业的重要职位，可谓是“重量级”人物了。民国时期，这些重要的政治经济领域都是帮会勾结官僚资本主义共同主持和操纵的。
或许这些吕龙不知道，不过他没想到的是，在街市口他的保镖打了那几个流氓帮手，声张正义，虽然为他赢得了好名声，但是几个被打的三流打手却将一桩祸事引到了他的头上。
却说那几个打手的家伙，没镇住场子，反而被别人教训了一通，最可气的是，忙活了一场，竟然一毛钱好处也没拿到，三人好是不忿，而且越想越气，再看看一身的伤势，直气的三窍生烟。
为此三人一合计，就跑到雇主家，不说一言，就开始闹腾起来，让雇主给钱。
但没想到的是，那女人竟然在他们面前撒泼打滚，就是不给钱，这让三人更是生气，按讲说，三人没能镇住场子，可是你的钱拿到了，要不是哥几个人出力，你这恶婆娘又怎会拿钱走人呢。
甚怒之下，三人将这件窝憋事告诉了头头，这三人本是混混出生，也没能正式加入青帮，可是他们的领头老大，却是青帮的帮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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